2014年3月21—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围绕亚信（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安全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亚信会议成员国共建“丝绸之路”、加强人文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成立亚信会议智库圆桌会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

一、树立亚洲新安全观，构建地区安全机制

亚洲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热点问题与历史问题并存的挑战，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和现实存在的军事同盟与冷战思维加剧了相互间的安全困境。高玉生大使认为，亚洲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跨国贩毒、网络犯罪等最大延伸区和重灾区，也是经济、环境、气候、食品和能源安全的脆弱区。亚洲安全观的构建要从亚洲安全的实际出发。安全问题的处理应坚持摒弃零和思维、确保相互安全、积累互信、扩大共识的原则。各国应通过外交手段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纷争。历史与现实问题应得到妥善解决。各方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新安全观，为亚洲地区形成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提供思想、政治、理论和法理基础。
亚洲新安全观重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各国需共同努力让亚洲成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合作的榜样。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苏方遒表示，新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互不猜疑和敌视，平等相待，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的合作。安全是共同的，应该让地区所有国家都参与区域安全架构的建设，防范一国安全问题的溢出效应。安全是相互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绝对安全，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管理。
外部大国因素不可忽略。地区大国要有足够的意愿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发挥示范作用。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研究所的谢尔贝克•朱里亚夫（Shairbek Dzhuraev）认为，亚洲国家还没有完全主导自己的实力，外部大国仍主导着亚洲事务，这使亚洲的力量格局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域外大国插手地区热点问题让许多问题更加国际化、更趋复杂、更难解决。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有时让小国无所适从，担心被边缘化，沦为牺牲品。大国之间的争斗往往会牺牲小国的利益，亚信会议需要考虑到处在边缘地带小国的利益。亚洲安全机制需制订具有规劝性甚至强制性的规范，有效敦促大国之间保持理性协调，不选边站队，不折腾添乱。
构建亚洲多边安全机制应学习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欧洲地区存在过的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认为，多边安全体制概念是逐步发展的。亚洲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的悬殊，亚洲比欧洲复杂得多。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创立、改善和修补需要发挥亚洲的优势，结合亚洲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既要学习其他地区好的经验，同时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多层和多边的，应该从低到高发展，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海上救援、能源安全这些软议题向硬议题逐步发展。
通过分享与欧洲安全合作的经验，俄罗斯能够为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的维克多•拉林（Viktor Larin）认为，俄罗斯赞赏亚信会议提供的机会和中国在亚信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参与亚信会议有助于俄罗斯重返亚洲和欧亚地区，有助于其亚洲身份和认同的建立，有助于其在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俄在远东地区的能源和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帮助俄融入亚太安全体系，帮助亚太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促进彼此之间的互信。俄希望真正成为亚太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被亚洲国家所接受。俄转向亚洲是认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西方或反美，而是俄的多元化战略。

二、实施“丝绸之路”战略，促进亚洲经济整合

亚洲拥有多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国应加强理念交流，在构建地区发展共同体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分工协作。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认为，中国一方面从亚洲国家获得能源和初级产品供给，有力地改善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中国庞大的需求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中国输出的廉价贸易品降低了亚洲国家的进口成本，总体上推动了亚洲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符合当地经济特征，尤其是相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转移比较适合这些国家工业化早期的发展。因此，亚信机制下的亚洲地区合作是基于当前亚洲实际提出的符合亚洲经济现实需求的战略。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显著区别于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后者旨在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的经济发展带。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的纳杰姆•拉菲克（Najam Rafique）认为，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吸引了更多成员和组织，涵盖了更广泛内容，更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实际。它强调倡导与谋求和平发展，是一种经济导向的新安全观。亚洲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当前亚洲国家需要增进经济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国家之间的合作壁垒，打破相互之间的隔阂。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有助于亚洲区域内资源的配置和优势互补，有助于增进地区间的合作发展，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所有这些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将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真正发展和互信。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维护好持续性强劲动力，从“需求驱动”和“压力推动”差异的角度探讨丝绸之路发展的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李新研究员认为，“一带一路”是各国内外需求驱动的政策表现。从中国方面来看，西部大开发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了向外拓展商品市场和稳定能源资源来源的内生性需要，而有利的经济环境增强了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兴趣，也为各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可能。这种“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加上“以本国为中心、平衡各国利益”的政策取向，有助于亚洲国家进行战略调整，为更高层次的开放奠定基础。亚洲国家正面临这样的发展需求，需要为政策上的互联互通提供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借助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释放本地区经济增长潜力。
泛亚洲地缘政治与经济架构需要进行沟通和整合。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合作可以增进政治互信，为相互间在安全领域合作奠定基础，并为全面合作提供持续推动力。打击“三股势力”，消除安全威胁，有助于保障亚洲东西部通畅，增进各经济要素的互补与融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石泽研究员认为，在推动亚洲合作模式上，由于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应避免用单一模式推动亚信合作；注重务实合作，不必追求大而全的机制，应立足于双边和具体项目；经济合作应该充分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争取在一些小多边、次地区的机制上进行合作；亚信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与南盟、上合、伊斯坦布尔进程等现有机制有效结合，以组织间合作的方式提升实际效率。

三、促进亚洲人文交流，扩大智库深入合作

亚洲地区的特征不仅体现在政治理念与发展模式的不同，更表现为文化多元和种族多样。国际关系差异性的处理结果关系到它将成为合作和创新的动力还是阻力，进一步夯实还是销蚀社会文化认同的基础。从地区合作实践来看，文化认同的强劲支撑是地区一体化成功的关键。同时，各国在促进地区合作的相互磨合的进程中逐渐会衍生或建构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是人类文明在互动中不断演化与进化的必然历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健研究员认为，地区文化认同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回应性认同，每个成员在与地区内外的他者在相对性和差异性中确认自己的地区身份。第二是功能性认同，各国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每个国家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共同体具有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第三是归属性认同，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紧密联系。目前亚洲地区的合作文化认同，基本上属于前面两个层次。
文化认同既是国家间长期人文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更宽广领域进行深度合作的黏合剂。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和公共关系学院的王蔚教授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创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促进了发展，而发展最终成就了文明。亚洲东西部在文化上具有共性，如悠久的文明史和文化传统，当前都面临现代化任务，都与丝绸之路相关，总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也存在差异性，如发展程度不同，国家之间和民众之间贫富差距明显，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异等。和平与发展是它们的共同诉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交流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是共同努力的希望与方向。
亚洲人文合作重在保留和尊重各文明或文化特性，体现地区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亚洲人文合作不仅包括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媒体互动等，还有为此准备的各种服务平台与机制，为不同思想的平等互动与包容互鉴提供制度支持。人文合作的内容绝不是清谈与务虚，更要体现在务实领域中。在本次会议上，主办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强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愿坚持和延续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发挥主席国的积极作用，主办年度亚信智库圆桌系列会议，作为亚信会议的二轨机制，协调相关国家的研究单位，定期深度探讨共同关心的与亚信会议相关的具体问题，并以开放包容的形式在目标酝酿、议题设定、原则确立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寻求共识，逐步进入亚信会议相关决策进程，为实现亚洲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与共赢的愿景作出贡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