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作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深受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也为国际社会所注目。在今年5月24-25日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元首都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指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奥巴马总统认为“美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堪比21世纪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1] 但是，与人们良好愿望并不完全一致的是，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并没有走出30多年来的合作和竞争、平衡和波折、斗争和妥协的交叉反复循环。除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合作和分歧因素外，两国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综合国力对比加速的变化、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不同解读、国际体系改革进入战略规划和实际操作阶段等。质言之，中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阻力都围绕着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能否平稳调整相互关系而产生和发展着，因而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加以重视和处置。

一、合作的新动力

      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成为当前中美合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动力。首先是国际力量呈现“守势”、“得势”、“失势”和“弱势”四大群体，[2] 美国成为守势群体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则是公认的得势群体（即新兴大国群体）的重要成员，但同时两国都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其次，在相互力量对比消长和全球性问题突显的背景下，中方一贯倡导的“合作双赢”的思想开始为美方所认同。克林顿国务卿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再次强调:“全球性问题无法仅靠美国或者中国得到解决。但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有关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3] 最后，美国力图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并不准备对此提出挑战。奥巴马在今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他“不接受美国退居第二”，[4]中国坚持奉行邓小平“不当头”和“不扛旗”的立场，在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同时也反对所谓的“中美共治”。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催化性动力。金融危机凸显了当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互为借重力量。奥巴马是在美国面临内外严峻挑战时期入主白宫的，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美国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同时也要促进世界经济早日恢复增长。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世界避免了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并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各主要经济体也恢复了经济增长。但是，当前的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平衡，基础并不牢固，前景也不明朗，欧洲债务问题有可能导致新的金融风暴，世界经济甚至也可能“二次探底”。有鉴于此，中美两国需要在经济战略、政策和运作方面加强协商和协调，双方在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就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共识并采取相应措施。中美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在诸如继续刺激抑或加强紧缩等宏观政策方面也多有共识。
      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重要热点问题成为两国关系议题性动力。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而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议题驱动也成为当前大国关系的一大特点。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全球性挑战从来没有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这是第一次全球共同处理这些挑战。这是[中美]两国议程上的新项目。[5]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和维护重要资源安全等方面既拥有共同利益，也负有共同责任。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议题合作还具有在分歧突出时起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的特殊作用。例如，当中美关系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打击海盗、防止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多边合作为两国双边矛盾具有缓解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多边促双边”效应。
      共同改革和重组国际体系以维护长远的共同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性动力。中美在金融危机期间“风雨同舟”的合作，直接扩大了两国在国际体系改革和重组方面的继续合作。两国都主张二十国集团应取代八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挑战美国实际拥有的否决权，而美国则支持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份额。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和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问题，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数十种双边机制进行磋商，近来更注意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争取在体系和机制方面加强合作，如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改进世界贸易体系、建构非传统安全体系等。
      调整后金融危机时期大国关系的共同需求成为两国关系的内生性动力。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后危机初期阶段，中国、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正面临如何调整相互间关系的共同挑战。首先是对后危机时期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形成共识，即共同努力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和维护世界稳定。其次是平衡和动态地推进大国间关系，如中美关系和其他大国关系之间的关系，又如发达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的机制性建设问题等。三是共同协调大国同中小国家的关系。最后，中美在合作中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作用和舒适度。中国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如举行“一轨”的中欧峰会和“二轨”的中欧战略对话，加大同周边邻国、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美国也提出了“多元伙伴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改善美国同欧洲、俄罗斯、东南亚、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取得了程度不等的进展。
      在新形势下，中美关系中的合作是主要面，两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度在继续提高，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中的相互需求在继续增加，在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上的相互磋商在继续推进，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在相互对接。

二、合作的新阻力

      战略互信赤字因两国力量对比变化而有加重的趋势。对守成的美国而言，它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后的战略动机和政策举措高度敏感。美国关注中国是否认为美国已经衰弱，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防止中国在一些区域合作组织中排挤美国，指责中国加剧太空和网络安全竞争等。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外交》双月刊上载文指出：“中国加大了对网络战、卫星战、反航母和反舰战、弹道导弹等的投资力度可能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投送和帮助盟国的能力。”[6]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关切也有新的发展，认为奥巴马上台伊始即对台军售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军方人士在评论美国售台武器时指出：美国明知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但却触犯中国核心战略利益，是对中国的挑衅。[7] 同前些年相比，当前两国的战略猜疑更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中国警惕美国在中国西翼和东侧的军事部署，担心美国在美元和债务信誉上可能的不负责任，怀疑美国名为应对气候变化实为限止中国的发展权，坚决反对美国航空母舰以军演的名义进入黄海海域等。敏感问题受到新旧变量的合成催化,产生集中和放大效应。首先是中美之间在2009年暂时受到抑制的结构性矛盾在2010年初集中爆发，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强烈碰撞，不仅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并使双方转圜期也比原先预料的更难、更长。其次是中美经贸利益纠纷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而不断发酵。自金融危机后期开始，在双方都面临经济转型、增加出口和减轻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局部的经贸摩擦趋向加剧。第三是中美关系中的某些“老问题”和“新问题”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挑战。中美关系中原有的贸易和汇率问题现在同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问题挂上了钩，长期存在的台湾问题又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突现了美国的定位问题，美国同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周边政策产生新影响，伊朗核问题又同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海外利益密切相关。最后，在今年初的冲突中，双方的利益集团、媒体、学者和网民等参与度较深，在一定程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放大作用。
      中美互动模式再调整和相互不适应的矛盾有所凸显。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的“游戏规则调整及磨合阶段”。一方面，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期，中国在设置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议程的积极性、要求平等的迫切性、以及塑造中美关系的主动性都有了较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美国在同中国互动中依旧按照原有的思维和处置方式行事，在互动模式变化中显得很不适应，且时有沮丧之感，并将之归咎于中国要改变双方的游戏规则。例如，在今年年初中美关系逆转时，美国依旧例派出两名高官访华，认为此举就能使关系转圜企好，结果大失所望。又如，美方认为国防部长盖茨提出和实现访华就能恢复两军交流，实际上不仅没有成行，而且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发生了盖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之间的面对面交锋。
      中美关于“核心利益观”的认知差距，增加了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协调难度。中美双方都认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发展极端重要”[8]，也加强了两国对话机制对分歧的协调和管理能力。但是，双方各自的核心利益观仍存在较大的认知差距，各自的外交议程重点侧重不同，存在相互脱节。从中国方面来看，尽管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许多重大全球问题上占据中心地位，但从国家建设阶段和发展战略出发，仍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中仍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视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虽然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但没有、也不愿彻底消除在“台独”、“藏独”、“疆独”问题上的“美国引信”，仍将其视为牵制中国、保持对华压力、谋求对华主动权的杠杆和棋子。美方同时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观”太过狭隘，没有在不扩散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等问题上照顾美国的核心关切，尚未承担起负责任核心大国的国际责任等。
      中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合作加竞争”的双重性特征更加显著。当前，中美双方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需求及愿望明显提升，但在具体落实方面将决定合作的成败。进入新世纪以来，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不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粮食安全、大规模传染病等已经成为两国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尽管双方在全球性问题方面的议程更加接近和重合，合作的空间明显扩大，但这决不等于双方在责任分担上已达成一致。无论在保持世界经济再平衡问题上，还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美国为降低自身发展转型带来的就业和出口压力，或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或是执意要求中国率先减排作为美国承诺减排的前提，转移国际压力。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以及改革、构建后危机国际体系的进程加速，中美围绕发展转型的责任分担、发展空间的话语权、规制权的竞争也将加剧。

三、在稳定和变化中求发展

      着力夯实中美关系的稳定基础。首先是要正确定位两国间相互关系，真正把对方视为合作伙伴。中美都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对象国，把中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把稳定的双边关系定为重要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增信释疑和加强战略互信。双方要在国际体系重组、地缘战略态势、国家核心利益等方面加强沟通和机制建设，在“积极、全面、合作”上真下功夫，从而不仅可以减少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战略防范心理，而且还可以逐步推进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性合作。
      日益增进的利益交汇点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中美应当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双方要继续深化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如提升贸易水平，调整产业链关系，加强金融合作，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更为重要的是，两国还要树立“大利益观”，增进在战略、政治、外交、安全、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共同利益，扩大中美关系的受惠面。
      中美关系的稳定还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经常性的元首沟通具有指导和把握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双方共同筹划和运作双边关系的重要平台。但是，从两国关系长远稳定的角度看，双方还需要在法律、机制、人员等方面加强磨合。例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它经常受到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干扰。又如，两国经贸关系既受到美国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法的干扰。再如，中美军事关系受到《2000年财年国防授权法（迪莱修正案）》等的制约等。
      争取国内广泛支持是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中美要认识到两国关系在多元化和多样化条件下最大程度地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性，使中美关系超越“高政治”的局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开展官方和民间外交。双方要共同营造有利的内外舆论环境，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两国政府要对两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做出反应，如安全形势、货币汇率、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增加民众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此外，两国还要加强民间交流，编织精英间的专业性和专题性交流网络，打造基层民间的文化、体育和旅游交流平台，创造有利于民间合作的内外条件。
      在应对变化中获取发展中美关系的新动力。首先，国际体系改革关系到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双方合作的空间还很大。中美在淡化七/八国集团和强化二十集团方面有着相似的立场，在增加中国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问题上也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双方在新形势下如何重组和建构国际体系的合作还刚刚开始，可以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机制设计、具体落实等方面进行官方和非官方的合作。
其次，多边合作事关两国的重大利益，可以推动中美合作趋向常态化和机制化。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多边互动往往会创造新的合作机遇。在国家层面上，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三边关系正在进行新的调整，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也在寻求新的平衡关系，中美两国可以在元首会晤和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平台上谋求新的思路和方向。在地区层面上，中美多边互动的重点应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双方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在东亚峰会的可能扩大方面都有合作空间，但最主要的是双方应在地区次体系和秩序方面增进共识和相互协调。
      再次，议题性合作蕴含着大国关系的时代特征，将成为中美合作的新增长点。中美在经贸议题方面既要不断解决自身经济发展问题，也要加强同其他有关行为体在全球经济失衡议题上的协商，继续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作为目前的中心议题。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支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资金，加快全球的低碳化进程。中美在战略武器议题方面要强调平等协商是双方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础，还应在诸如国际航天合作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合作目标和指标体系。
      第四，原则和理念共识是建构后危机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方面，也是时代对中美两国提出的新要求。中美两国是对当今世界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应当而且可以在全球协调的基本原则和共有理念方面有所作为，例如双方可以同有关方面共同确立“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互不挑战”、“事先协商”、“合作共赢”等行为准则，并将其用于指导相互关系及与其他行为体关系的实践。
最后，坚持原则和开展必要的斗争是维护中美在合作轨道上继续前进的重要保障。中美两国存在原则性分歧和众多的差异，导致双边关系时常发生摩擦、碰撞乃至对抗。近些年来，美国在某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亚太地缘政治、中国沿海战略态势、涉我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核心和重要利益。中国不能因为合作而无视两国间的利益和理念方面的分歧，更不能因为讲合作而忽视必要的斗争。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坚持原则和开展必要的斗争能够促使美方真正了解中方的根本立场，认清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