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欧洲难民潮问题前所未有的突出，约有30多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的难民通过横渡地中海，或穿越土耳其取道西巴尔干的方式进入欧洲。这些难民目标明确，即进入欧盟内经济表现最佳的德国或英国。而其他途经的欧洲或欧盟国家，例如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则成为这些难民的通道国或中转国。汹涌的难民潮对欧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继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之后又一个对欧盟发展构成威胁的重大危机。




首先，暴露出了欧盟各成员国在难民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一方面，由于各个成员国经济水平、就业情况、政府财政能力参差不齐，而收容难民涉及到安排定居点、提供基本生活设施及福利保障、解决就业问题等多方面的安排，因此各国接受难民的意愿和能力不一。例如，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面对较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强烈拒绝接受难民，而德国作为经济运行较好的欧盟大国，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在难民问题中所处的地位或环节的不同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希腊作为难民的登陆国和过境国对难民的最终处置和分配问题并不积极，但对关系到遣返难民的费用开支等方面的议题更为关心；丹麦等国家作为难民的最终目的地则对难民的分配问题尤为重视，加入到“拒绝难民”的队伍中。
其次，欧盟内部以“反移民”为口号的政治力量将进一步借机上升。难民的涌入必然增添了各国政府福利、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导致种族犯罪的增加，甚至极端主义分子的混入，进一步成为近年来兴起壮大的各个极端政治力量的口实。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因此得到更多持有排外情绪的民众的支持，引发各国政坛的震动，进而影响欧盟发展的前景。
再者，暴露出了欧盟周边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和自身对外行动能力的薄弱。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欧盟的外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与西亚、北非、高加索等稳定性脆弱的地区直接接壤或毗邻而居。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但在外交与防务领域行动力“跛脚”的地区组织，欧盟面对周边地区的社会动荡或军事冲突表现出来是应对能力的薄弱，既难以平息周边地区的乱局，也难以阻挡乱局的外溢效应对欧盟产生影响。
此外，暴露出了美欧在处理危机上的巨大分歧。美国惯于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等手段插手国际事务，而欧盟更倾向于采用外交谈判的方式。前者进一步导致社会动荡、人权受损，并引发大批难民等外溢效应。而欧洲作为这些冲突的临近地区亦成为了这些外溢效应的直接受害者。此次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欧盟不得不吞食美国霸权主义造成的“苦果”。



首先，对中国当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不小的挑战。此次难民选择的涌入欧洲的路径主要是西巴尔干之路，即陆路上通过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或希腊，或偷渡东地中海进入希腊，然后都取道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进入欧洲发达地区。而这条线路也正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北向延伸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南向拓展，是两者的结合部地区。目前，标志着“一带一路”先期成果的匈塞铁路和中欧陆海快线贯通的正是这一路线。难民潮可能会对这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不小的影响。同时也对今后的运营构成阻碍。中国应该加强对欧洲难民问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开展实地跟踪和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方案的设计。
其次，引发中国应对难民问题的思考。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力的发展，中国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国际责任也需对应提升，对此类国际难民潮的发生也应作出积极回应。近年来，中国加强与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地区的合作。该地区许多国家在期待与中国进行经贸投资领域合作的同时，也期待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需要适度考虑在这些人道主义领域的投入和资助。同时，欧洲难民潮也提醒中国“由此及彼”地审视中国周边安全中可能出现的难民问题。与中国相邻的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都存在局势不稳的不确定性。一旦动荡发生，难民的涌入将对中国政府的边境管理、难民安置等方面的能力形成巨大的考验，需要未雨绸缪地设计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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