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中国对意识形态浓厚的G7峰会仍以谨慎观望为主而拒绝加入。2001年中国入世，深度卷入全球化，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亦逐步转向积极。2003年，中国应法国之邀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首次参加G8峰会，其后又在英德等推动下加入G8 5海利根达姆进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议以亚洲金融危机催生的G20财长会议为基础，在华盛顿举行首次G20首脑峰会，胡锦涛主席受邀出席，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全球治理的中心位置。
如果说中国逐步拥抱全球治理的上述进程，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拉力”促成，那么，在正式加入G20后，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则日益主动进取。2016年中国担任第十一届G20峰会主席国，外界更是期待其能够为世界经济复苏及其治理提供新的活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正是揭示了我参与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两大意义：一方面是要更多贡献全球性公共产品，体现大国担当，构建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也要提升我在全球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进一步和平崛起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G20峰会八年以来最主要的成就在于联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促成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达成一项可谓“投票权换资源”的“大交易”，即前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后者则为危机应对贡献资源和政策合作，为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为G20中新兴成员国最重要的代表，引领金砖国家等为推动这一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为危机应对出台4万亿人民币财政刺激措施，在欧债危机中为IMF临时性增资贡献430亿美元，占其总额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也超越德英法，成为IMF与世行中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股东国。
无论是G20峰会的成员身份，还是IMF与世行中2个百分点左右的份额与投票权上升，都意味着我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代表性的明显提升。不过，对于我国际地位与影响而言，成员身份与投票权的区区小数点提升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未受到任何撼动。对国际经济金融议程、政策与规则的塑造才是实质性的制度性话语权所在，而在这一方面我仍具有明显的不足。G20迄今取得的主要议题成果，比如巴塞尔Ⅲ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更新、打击避税天堂的国际税收合作等，基本均保持大西洋国家主导议程设置和规则制订的格局。
2016年我担任G20杭州峰会主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继续推动新一轮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的同时，结合国内转型发展，积极塑造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G20由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推动我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代表性的成果比如：在历届峰会增长战略基础上，推动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深化，包括为成员国提供改革的优先领域与指导原则参考，以及一套可供评估的指标体系，并制订创新增长蓝图；推动G20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促进成员国达成“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以及“全球投资决策指导原则”，为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注入活力；倡议设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并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布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共同愿景声明；倡导绿色金融，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并率先发布相关的中国国别行动方案；在IMF接纳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基础上，促进SDR发挥更大作用，如更广泛地发布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的可能性，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考虑加入巴黎俱乐部，以为讨论未果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问题提供更多建设性的贡献等等；倡议设立G20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以及与OECD联合设立多边税务中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能力建设支持等等。
今年作为G20年，中国政府各部门，包括财政、金融、贸易、税收、科技、能源、农业等等，无不经受了引领全球议程设置和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测试。或许更为重要的是，G20不仅是其成员国政府之间合作的高端平台，还是其社会层面对话交流的立体平台，中国的企业、智库、青年、女性、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群体通过主持和参加G20的相关配套活动，似是经历了一次全球治理活动的洗礼，对于培育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长远的意义。不过，这一进程仍只是刚刚开始，企业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与强大将是其国家能够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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