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对于中国外交而言，既是一个地理范畴的地域指向，更是一个包含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种维度的政治概念。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泛指除苏联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直到苏联解体、这些国家社会体制发生巨变，“中东欧”一词的地理内涵才逐渐回归。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诞生，“中东欧国家”这个一直以来在地理上较为模糊的概念得到了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包括德国与奥地利以东，希腊以北，波罗的海以南，俄罗斯及独联体欧洲成员国 以西地域上分布着的16个国家，即中欧五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东南欧八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以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情况、宗教文化渊源、对外战略等各方面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共性：都曾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都经历了艰巨且尚未完成的体制转型，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些共性为搭设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提供了基石，也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史会发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一方面，建交最久，关系特殊。中东欧国家普遍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与中国建交的一批国家。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举步维艰地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道路上，中东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  相同的意识形态也加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亲近感，促使中国与这些中东欧国家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但另一方面，发展曲折，跌宕起伏。在冷战期间，由于受到中苏关系的巨大影响，中国对待中东欧国家从一开始的“兄弟”，转变为“苏修主义集团”敌人，后又成为“第二世界”中的统战对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东欧关系从政冷经热的阶段，逐步发展到当前成熟稳定的机制化合作，可谓经历了相当漫长而崎岖的发展道路。梳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自建交以来的关系发展道路，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受制于对苏关系变化的冷战时期
从新中国诞生到苏联解体，中国与各个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走向基本类似，都经历了友好—恶化—缓和这样的轨迹。对苏关系的变化是导致这条发展轨迹的根本原因。其中，既包括中苏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包括中东欧国家本身同苏联关系的发展。例如，1949年中国出于苏联与南斯拉夫 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得不搁置与南斯拉夫的建交问题，直到1955年在苏南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才改变之前的“不接触政策”与之建交。又例如，中国与东欧五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当时的东德之间的关系于60年代出现恶化，彼此相互抨击，则是由于这五个国家在中苏论战以及后来的中苏对抗中比较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公开谴责中共中央的理论路线和各种政策，因而被中共中央界定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随着对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其中积累的许多经验为今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例如，在处理波兰事变中，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 。对主权的尊重和对友谊的珍视就此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时的重要基石。这番话与温家宝总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时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的“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就一定能巩固传统友谊，实现共同发展” 的内容遥相呼应。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中国愿意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反映出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再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外交原则也指导了90年代中国处理苏东剧变后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二） 关系疏离的转型时期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转型。这一阶段，中东欧国家无论是在内政改革还是对外战略方面都将“回归欧洲”作为自己的政策优先，申请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成为这一阶段中东欧国家摆脱安全上的真空状态、移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首要任务。相反，对华关系不仅居于次要，而且还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出现了双边关系上的疏离和冷却。具体表现在：中东欧国家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强调与中国的差异，和中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积极追随西方民主、人权等标准，在涉台、涉藏等问题上攻击中国。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尊重中东欧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理解其外交政策的调整。经过不懈的努力，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随着中东欧国家转轨日益深化、对外政策逐步成型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日益显现，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有所改善，双边关系开始升温。  例如，1997年11月中旬，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38年来波兰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联合公报》，为双边关系在下一阶段的恢复和升温拉开了序幕。
（三） 新世纪头十年的“双速”发展期
新世纪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逐步走向成熟，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一边倒的“向西靠”政策回归到注重平衡的对外战略，即在优先发展与美欧关系的同时，越来越看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二，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东欧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使得这一阶段双方的贸易量迅猛增长。从整个地区来看，2001年，双方贸易额仅43亿美元，2011年达到529亿美元，年均增长27.6%。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方贸易逆势而上，其中中国自中东欧国家的进口年均增长30%。双向投资也日趋活跃，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投资已涵盖化工、机械、家电、电信、汽车和新能源等行业，并向农业、金融、科技等领域拓展，对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与日俱增。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初见成效，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大桥等成为标志性项目。  从个别国家来看，波兰作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1991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44亿美元，到2008年，双边贸易额历史性地突破了100亿美元，2012年达143．8亿美元。
然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关系却依然处于相对较为“冷淡”的不对称状态。主要原因依然存在于部分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体制、人权、宗教等价值观面前对中国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2003-2009年，波兰和捷克这两个重要的中东欧国家时常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攻击中国。例如，2008年12月，持西藏分裂主张的达赖窜访欧洲期间，得到了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和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的会见。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不仅使得中国政府对这些中东欧国家保持距离以规避政治上的风险，更阻碍了对于提升该地区在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地位的考量。
（四） 开启机制化合作的新时期
2012年4月，温家宝访问中东欧地区，并在华沙出席了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和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会上，中方提出了关于促进双方务实合作的12项举措。以此为标志，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全新发展阶段蕴含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几大亮点。首先是对中东欧地区的重新重视。从外交关系正常化到2012年合作机制建立之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大都仅仅停留在所谓“友好合作伙伴”的普通关系层面，紧密程度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当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实质上是明确将中东欧作为一个重点区域来加以开发，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区域合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这是中国外交以“多边方式”、“地区方式”推动地区内双边关系发展的尝试。为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外交搭建起了一个多层级、多领域、多轨道的多边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所谓多层级，是指包括了国家领导人会晤、部长级会议，协调员会议、地方领导人会议这样自上而下的多层政治参与；所谓多领域，是指迄今在此框架内开展的论坛、会议等涵盖了农业、工业、旅游、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所谓多轨道，指的是除了政府间的对话之外，合作框架内还为商界和学界搭建起了中国—中东欧企业家洽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中国—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等诸多平台。
在这两大外交亮点之下，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了强化和升级的趋势。2011年11月，中国与波兰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向罗马尼亚议会做讲演时特别着重指出罗马尼亚特殊的战略地位，将其定位为中国在中东欧合作的战略支点。  2014年4月，捷克外长对中国进行了15年以来的首次访问，此次来访将为更高层的政治访问打开大门。捷克总理在外长出访前就明确表示希望改善对华关系，跟上其它欧洲国家对华关系的脚步。
二、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国-中东欧合作进程正式启动的两年多来，发展迅速，成果初显，但也面临多项需要及时应对的挑战。
（一） 来自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猜忌和警惕
目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的十六个中东欧国家中，除了西巴尔干地区五国（阿尔巴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外，都已经先后加入了欧盟。西巴尔干五国目前也处于申请加入欧盟道路上的不同阶段。  可以说，欧盟均是这些国家外交上的首选。因此，与该次地区开展更深层的双边关系，欧盟的是无法回避的地区力量。
对于这一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欧盟在观望的同时充满疑虑和警惕。2012年秋，当中国在北京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成立大会暨首届国家协调员会议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就发表声明，间接警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不要结成某种联盟。  欧盟的担心首先在于尚未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五国“选中弃欧”，即将这一合作机制视为难以加入欧盟后的替代性选择（Alternative） 。在欧盟看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土耳其身上发生：土耳其在申请入盟多年而不得的情况下，开始认真考虑加入被欧盟认为由中国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此举被视为其重大的外交转向。  欧盟担心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尚未入盟的西巴尔干纳五国身上，尤其是在当前进一步扩大欧盟的进程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其次，欧盟也担心那些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会“亲中疏欧”。欧盟自身经济的衰退，以及各类援助政策附带的严苛要求都使这些欧盟“新成员国”感到“口惠而实不至”，因而增长了寻求与中国这个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合作，由此疏离欧盟。总之，欧盟担心中国试图利用经济手段达到分化欧盟的政治目的，使欧盟内部形成对华态度不同的“小团体”，既降低了自身的吸引力，又无法实现对外政策的一致性。  此外，欧盟内部的主要大国，如德国作为中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国，  也对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合作充满警惕。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质问中国为何同中东欧单独搞双边会谈，并表示处在困境中的欧盟“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做法。
中国—中东欧合作的加强甚至还引发了美国的担忧。尽管这一合作机制始终强调聚焦经济与人文，但美国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揣测中国的用意，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存在和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影响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强度与活力”。
（二） 来自中东欧国家国内政局的政治挑战
中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之后，纷纷效仿西方建立起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等政治体制。然而，制度的成熟并非一朝一夕。即使西方式民主体制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中东欧各国的政治生态却仍处于多党政治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本身设计的不合理：例如在罗马尼亚，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与总理之间职责范围分工模糊，因此当两者分属不同政党时，常常导致执政理念和方向上的分歧，影响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其次，中东欧国家各个政党的发展也不够成熟，无论是在90年代独立后恢复重建的老政党，还是近年来重组诞生的新政党，都缺乏长期执政或参政的经验，缺乏与其它政党团结或妥协的精神，因此常常引发联合政府的分裂。  上述问题导致不少中东欧地区国家政府更迭频繁，常常出现议而不决和决而不行的局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各国政府效率指数，欧盟内的西欧成员国的这一指数普遍高于1，而中东欧国家则明显低于西欧国家平均水平，不到1，而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中东欧国家更出现了负值。  中东欧国家政局的不稳定性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很多一开始达成的合作意向因为中东欧国家合作对象的变化而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推动。
（三） 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溢出的安全疑虑
爆发于2013年11月，并不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再次在这片地区呈现出兴起之势。中东欧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恐惧再次回升，在安全上追随和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的战略选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纷纷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例如，波兰要求北约在波兰境内驻兵一万，并加速这一进程，  捷克虽然反对在其境内驻兵，但也表示愿意扩展与北约在更多领域的军事合作。  罗马尼亚则要求美国和北约增强其在黑海地区的部署以应对克里米亚事件可能给黑海地区带来的不稳定风险。  另一方面，马其顿等尚未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也可能出于安全焦虑而加速纳入北约的进程。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这块区域地缘政治博弈的局外，但随着中俄关系的提升，也不免遭受到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猜忌。不少中东欧国家通过历史恐俄的棱镜观察中国对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的反应，担心中俄之间高位运行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结盟，  再加上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一些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做出曲解或误读，  更滋生出中国—中东欧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的地缘安全疑虑。
（四） 经济合作中的焦虑感和无用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诞生于欧洲经济遭受欧债危机重创之后，大多中东欧国家经济受多种因素影响而表现不佳，且又受制于欧盟经济援助的苛刻条件和严厉规定，因而把经济收益作为同中国合作的首要和主要的目标。
然而，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不可能超越周期的规律，合作起步阶段的相互磨合和多边互动也尚需时日，一些中东欧国家为此产生经济焦虑感和合作无用论，影响到它们同中国合作的积极性。高期待与慢成效之间的落差感也因为中东欧国家频繁更迭的政坛特点而加剧：执政党都希望由自己在任期内签署的合作协议能够尽快产生成效，帮助自己获得在下一次大选中的胜利，而不愿成为对手上台后的政治资本，因此就更急功近利于达成与中国之间短期速效的合作项目，不利于双边之间可持续性的、战略性的长期合作。
（五）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立场干扰下的社会舆论环境
宣示与欧美一致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在对华关系方面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对西藏等问题多加指责，是一些前苏东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无法与中国发展正常政治关系的主要原因。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的对外政策也转向了平衡与务实，但是，过去对华政策的“历史遗留”依然存在于右翼媒体、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党政客的观念中，形成不利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积极发展的舆论“杂音”。例如，波兰议会就批评政府利用贸易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时，中东欧各界和各阶层的“中国观”还常受美西方的舆论误导。在美西方“逢中必反”的舆论影响下，许多中东欧国家出现了“逢中必疑”的舆论环境，质疑同中国合作的声音不绝于耳。尽管目前中东欧各国政府都对合作机制抱以很大认可与参与的积极性，正面报道压倒了这些“杂音”，但倘若合作机制的成效无法及时显现，经贸关系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并惠及民众，那么，反对派的此类指责将再次抬头，而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广大民众又会成为这类不利舆论滋生繁衍的土壤。
三、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
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作为中国对欧关系新的增长点是构建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这一机制的未来既面对挑战，更迎接着无数机遇。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而要塑造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中小型国家、中国与现有国际和地区机制内成员国合作的范例。这就要对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方向进行前瞻性的设计，将平等、互利、共赢、开放等中国外交倡导的理念进一步融入到这一机制中。目前来看，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化的一个标志是秘书处的成立。但在部分西方观察者眼中，秘书处是一个由中国政府倡导设立的官方机构，而非一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双方共同参与监督和管理的“共享”机构，  难免有不对等之嫌。因此，协助欧方建立对应的协调机构将有助于这一合作机制的良性发展。欧方协调机制的建立还有助于使中东欧国家彼此之间减少竞争，增加合作，使各方都成为这一合作机制中的赢家，而非争夺中国投资的竞争者。
同时，中国—中东欧合作需在中国外交的设计和统筹中被切实地纳入到“中欧关系”的框架内，消除欧盟、德国等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的疑虑，营造“互补”而非“竞争”的良好地区环境。事实上，回顾这一合作机制的发展过程，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中国越来越多地照顾欧盟的关切，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强调这一合作机制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例如，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无论是在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还是在第二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后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纲要》中，都强调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有利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自发展，有利于欧洲平衡发展，可以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充实更加丰富的内容，  成为中欧合作的增长点。  但由于这一机制运作时间不长，双边合作惠及此地区，乃至欧盟的效果尚未明确显现，因此要化解欧盟的疑虑还有待时日。
此外，中国—中东欧合作也要和中国周边外交、中国与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其他中国外交战略一起综合考虑和统筹布局，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中国外交战略，使中国—中东欧合作具有更加深厚的战略意义。特别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以历史为依托，将本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终点的欧洲地区也纳入到了这一新型经济合作模式之中，与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无论在目标和路径上都相互兼容，相辅相成。中国外交应充分利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使之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拓展和延伸，不仅有助于这两大外交战略协同一致地发挥作用，更有助于淡化中国与中东欧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敏感性，增进地缘经济相关度，改变地缘认识上的疏离感。
（二）照顾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性
所谓特殊性，一方面是指该地区基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对俄罗斯的恐惧与戒备态度。中东欧国家曾长期受制于前苏联，因此恐惧于俄罗斯的“卷土重来”，在政治和安全上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在今后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应强调经济合作，淡化战略意义和政治内涵，确保双方合作在目前的初期阶段稳中有进、循序渐进。
特殊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指各国在国情、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情况等方面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差异。其中对对华关系比较有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与俄罗斯在经贸和能源方面的依赖程度、参与欧盟和北约的情况等。正如西方学者观察到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冷战之前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但冷战结束和宣布独立后，中东欧各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如果中国采取相同的经济合作方式，反而会导致中东欧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对立。  因此，加强对中东欧地区内次区域组织的研究和参与是可以实现有效合作的一个可选路径。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波罗的海等次区域内的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合作需求等方面的共性都要大于整个中东欧地区，且本身已经拥有各类机制化或半机制化的合作组织，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和协调性，更有助于务实合作的开展。目前，这些次区域中比较活跃的组织包括地中海联盟、维谢格拉德集团、东南欧合作进程、（西巴尔干）稳定和联合进程、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等等。
（三）提高经济“早期收获”的示范效应
中东欧国家实行多党制，政府和政客们受制于选举驱动，需要及早向利益集团和广大选民们显示同中国合作的成果。在目前阶段，中国应聚焦合作重点，制定《布加勒斯特纲要》实施细则，选定标志性投资项目，增加从中东欧的进口，加大奖学金实施力度，使16国都能从中受惠。在“早期收获”的成效下，中东欧各国政府将能赢得国内更多的支持，并增加其对美国和欧盟的说服力。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之下，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省区政府的积极性来实现上述目标。中国的各个地方省区市在经济、能源、农业和教育等各方面各有优势。用好中欧的市长、城镇、经贸和农业等合作论坛，特别是中国-中东欧地方领导人会议机制，不仅能促使具体的合作项目快速启动，更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治关系的波动给经济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加强人文交流，以公共外交协助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有中东欧学者承认，中东欧国家中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政治精英，都对中国了解太少，使得对中国有太多的情绪和陈规偏见，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价值观分歧。  因此，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这一平台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民间交流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营造有利于投资合作的社会舆论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第二届中国—中东欧经贸国家论坛上就提出要拓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促进双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相互了解、加深友谊，并在12条举措中包含了大量人文交流的具体项目。2013年达成的《布加勒斯特纲要》中的第七条也明确列出六大促进人文交流的具体措施，包括智库、媒体、青年政治家、教育、旅游、签证等多领域、多轨道的合作与交流。
要使上述合作意向真正发挥消除误解与弥合间隙的作用，首先，可以增设更多与经济合作相关的部长级会议，例如经济部长或交通部长会议，并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和“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积极培养中东欧国家政治精英对彼此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应增强政府、智库、商界和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可选择某重点合作项目开展这样的协调机制：投资企业及时汇报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智库及时做出该项目在社会舆论方面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预测分析，政府做好与主流外媒之间的沟通联络工作，为他们的访问报道提供协助。各方在项目开展的不同阶段都做好应对社会反响的预案，及时主动地释放出有利于项目进展的积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再者，中方应设立“中东欧事务大使”，承担起既协调国内各界，又沟通中东欧各国的重要使命，提高上述战略和政策的执行力度。另外，中方还应以中东欧国家中具备良好舆论基础或成功合作经验的重点国家作为支点，将对华友好的氛围辐射到周边，实现中东欧地区舆论从“疑华”到“知华”，从“贬华”到“支华”的转变。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