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真是变化太快了。曾几何时，“英国病”困扰英伦三岛多年，经过当年撒切尔夫人持续不断的铁腕改革，英国终于治愈这一顽疾。如今却又出现了“日本化”这一陷阱，而且欧美国家很可能正滑入这个陷阱。

 日本刚刚结束平成年代，进入令和时代。在平成年代开始之际，日本的泡沫经济也开始破灭，此后整整30年时间，日本几乎都处于“昏睡”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失去的三十年”。

 欧洲和美国的决策者曾淡定地认为，他们拥有足够多的工具应对经济下滑，“日本化”不会在他们那里发生。但事实证明，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正不断滑向“日本化”，其中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和外来移民较少的国家尤为突出。

 直到前不久，还有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日本化”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辩称，如果疲弱增长、通胀抑制和长期低利率的共同威胁成为现实，决策者的工具箱中有足够多的工具可以应对。他们曾自以为是地建议日本人必须制定大胆的措施，否则就不可能使日本摆脱几十年来的老一套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化”被认为是重大的决策失误，不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事实证明，上述看法只是一种盲目、毫无根据的乐观，欧美并未能驱散“日本化”幽灵的阴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和美国的复苏远较多数决策者、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所预期的更为迟缓，也不那么包容。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欧洲和日本实现“逃逸速度”、摆脱低增长和持续通缩压力的“新常态”的希望破灭了，而且一些人担心美国的这一希望可能也正在消退。

 尤其是欧洲，正重新陷入令人担忧的区域性经济放缓。增长预测不断下调，欧洲央行承认，它早先对实现通胀目标的看法过于乐观。此前它对欧元区今年的增长预测是1.9%，今年2月已下调至1.3%，最新的预测再次下调至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也将欧元区今年的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至1.3%，2020年也同样下调0.2个百分点至1.5%。而就在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上次预测，欧元区的预测已下调了0.3个百分点。

 作为欧盟领头羊的德国，欧盟委员会对其今年增长的最新预测只有0.5%，而此前为1.1%，今年3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仅为44.7，降至2012年以来的新低，远低于荣枯线。非欧元区的英国由于受脱欧的连累，今年和明年的预测分别下调0.3(1.2%)和0.2个百分点(1.4%)。

 经济合作组织5月21日发表的预测也是如此，欧元区今年从1.2%降至1.0%，明年由1.4%调低至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今年的预测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3%(去年是2.9%)，2020年的预测虽上调0.1个百分点，但只有1.9%。经合组织对美国今明两年的预测则分别下调0.2和0.1个百分点，这难道就是特朗普通过贸易战所希望实现的目的?日本今年的下调幅度为0.1个百分点至1.0%，明年则继续维持0.5%的增长预测。

 今年4月6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为彭博社撰文指出，“欧洲面临极为严峻的‘日本化’危机”，并对此表示深切忧虑。此前，美洲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也相继发表了调查报告，指欧元区正在陷入“日本化”。

 随着收益率或政府债券的下跌，全球负利率证券交易已达到约10万亿美元。同时，日本正接近连续第四个十年名义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持续走低。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感到担忧，一些经济学家敦促美国联邦储备局降息;另一些经济学家呼吁美联储确立更高的通胀目标，以对抗过度通缩的风险。

西方经济学家低估“日本化”威胁

 如今对“日本化”的担忧，源于对结构性通胀抑制力量的合理担忧，这种担忧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更低的包容性增长。这些力量包括人口老龄化、不平等加剧(就收入、财富和机会而言)、各群体的社会和经济不安全感，以及对制度和专家意见的不信任。

 随着上一次资产泡沫后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需求下降，风险厌恶和自我保护也有所增加，而增长的动力却不断减弱。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人口和产品的流动领域的创新所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虽然并不那么明确，但至少会有助于减少进入各类产业的壁垒，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因素。

 增长会受到各种作用的削弱，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忽略。例如，持续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往往会侵蚀金融体系的制度完整性和运作效率，从而减少银行贷款，限制保险公司向家庭提供的长期产品范围。另一个间接影响来自对未来的预期，增长和通胀始终在低位徘徊，长期持续，更受诱惑的家庭和企业推迟消费和投资决策，从而延长低增长和低通胀。

 西方经济学家最初之所以低估“日本化”的威胁，是因为他们淡化或干脆忽略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回过头来看，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人口老龄化势头凶猛和外来移民较少的国家，正是那些在与“日本化”进行抗争的国家。不过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货币政策，而高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接近“零界限”，以及在其他“流动性陷阱”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很有限的。量化宽松等大规模资产负债表操作，可以通过寻求直接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流动性来争取时间。但这一做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带来一系列成本、连带损害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防范“日本化”的最有力措施，是分别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从需求和供应两方面双管齐下。在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这可能意味着更宽松的政府预算和更有效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培训)。在任何面临技能短缺的国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更有效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都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

 此外，这些政策还须对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医疗、职业培训和劳动力提升方面。如果没有更好的政治领导和更明智的全球政策互动，这一切都不会实现。而在目前越来越民粹化的西方社会，实现这一点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化”有三个教训值得西方决策者和政客汲取：首先，结构性压力使得迅速采取行动扭转低增长、反通胀和零利率或低利率的局面变得更为关键;第二，非传统的货币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不够的;第三，在制定必要的全面政策应对时，必须多注重技术含量，尽量减少政治影响。

文献来源：联合早报，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