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会议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需要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探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和影响和具体路径，进一步认识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担任的重要角色。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绿色和平(Green Peace)、中华环保联合会于7月30日共同举办“全球净零排放下的多边对话——实现双碳愿景的发力点探索”研讨会，旨在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探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意义和路径，在国际共同治理中担任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在多边合作的舞台上展现大国担当。

        全球治理和气候变化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参与本次论坛，共同分享关于“电力转型”与“多边合作”的精彩解读。以下综述根据与会嘉宾发言整理而成，以飨读者。

开幕致辞

        绿色和平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认为，绿色和平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气候变化议题的优先级不断提升，各国必须提升国际合作权重，保持对外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联系，共同应对气变问题，其中中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认为，双碳目标已成为主流话题，能源电力既是焦点也是抓手，能源是中国碳中和的主战场，新能源将成为其中的主力军。这对中国电力行业既是压力、也是契机。低碳转型是社会发展对能源电力发展方式的要求，确保能源电力供应的安全可靠和经济可承受是能源电力行业发展的一个使命和根本目标所在。在高质量的能源转型和信息电力系统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内外结合、多方参与，形成与未来能源格局相适应的行业发展生态。国网能源研究院是促进能源电力行业转型的智库，期盼与各界的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提出，相比较于20世纪末，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特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欧盟、美国和以“77国集团 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决定着环境气候问题的解决方式，其中中国的战略调整至关重要。因此，在“后巴黎协定时代”，一方面要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强调“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一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提升中国的绿色竞争力，倡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维护《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谈判多边进程，不断提升中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重大多边国际机制有关气候变化议题的塑造能力；二要继续推动引导全球绿色发展、加强南南合作、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国际合作议题；三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充分认识全球气候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战略机遇，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秘书长杨易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到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地理大发现与西方殖民”、“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的诞生”、“新工业革命者的到来”三个方面。当前全球治理进入中西共治的局面、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将加剧。中国作为关键性行为体，国际责任不断增加，是全球百年变局的最大推动者，也是全球大国地缘竞争矛盾焦点，其发展道路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借鉴和选择，气候变化是化解中西矛盾的重要切入点。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工业革命之后，高碳资源的应用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危机，当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2度，西藏在2019年迎来气象学上的第一个夏天，河南特大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影响越来越大，科学界和政治界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巩固。作为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事关人类未来和各国发展。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影响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新冠疫情暴发后，人类对全球危机重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巴黎协定196个缔约方中的130多个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全球转型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绿色金融不断在实体经济中得到反映，碳中和势必成为未来能源市场产业投资、国际贸易、资金流动的重要因素，包括新规则、新壁垒、新门槛和新约束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挑战越来越多，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各国减排目标、资金投入和全球性信任机制都各不相同，大国关系将迎来新变局。中国需要深化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保持与美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并共同维护多边进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坚决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依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认为，未来全球愿景不仅取决于技术、发展、经济，还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素。在全球“零碳竞赛”时代，未来标志性资源、能源技术、社会组织、大国关系将呈现新的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形成新的复合关系，大国竞争关系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竞争就是动态和非线性的，推动中美欧气候合作的正循环是大国关系发展的重点，这需要大国之间的共识，通过互相之间协调气候治理来应对气候变化，避免强调对抗或脱钩的负和竞争或零和竞争，而是以生产经济、科技合作对接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认为，全球气候融资面临严峻的困境，气候资金是南北博弈的结果，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一种道义责任，发展中国家还面临技术、能力、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其中，1990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伊始，资金成为博弈的重中之重。《巴黎协定》关于国际自愿碳市场的第六条指出：自愿，负担交易成本，强调非市场方法。中国碳中和资金需求巨大，但可再生能源将带来显著的就业，需要加强治理能力建设，避免盲目的绿色投资，而应聚焦于更高效的融资项目，未来可侧重城市空间区域的协同，在风光水电力的区域协同与组合、生物质能电力、微电网/局域网、特高压远距离输变电、储能、产业空间重构等方面实现区域协同，营造“多赢繁荣、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格局。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是竞争全球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国际大考”，电力行业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行业。电力碳达峰应保持一定的节奏，科学判断电力行业达峰与全社会达峰的关系以及中国碳中和和全球碳中和的关系，贯彻“安全发展、安全减排”，避免被欧美国家带着节奏走，其关键在于我国碳排放预算空间和行业间的结构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电力低碳转型投入规模巨大，应兼顾安全性、清洁性、经济性这三方面压力，国内电力工业、电力交通应该有顶层设计、最优配置，实现成本最低。在国际上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第二，实现双碳目标应贯彻合理节奏、稳中求进的要求，电力行业宜“先慢后快”，为技术升级提供时间窗口，再以高技术驱动实现双碳目标；第三，在化石行业退出能源领域过程中，应兼顾就业等社会民生问题。中国以能源绿色发展引领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化战略目标，有利于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认为，人类活动使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创历史新高，极端气候反映了气候安全命题的紧迫性。能源转型是能源史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并非属于短期内发生的颠覆性革命，而是渐进性地通过改变提供热、动力和光照等能源服务技术来源占比的改良进程。当前世界各国对气侯治理、气侯政策落实力度与巴黎协定目标落差巨大，即使把净零排放承诺加上，还是难以实现。管制环境对能源转型的制约越来越难以忽视，尤其是部门耦合（Sector Coupling）对于能源转型意义重大。实现净零排放急需技术突破，为破解相关产业链脱钩的风险，中国需要主动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全球人才来华创业，以引领全球范围的“时势造英雄、无问东西”的清洁能源转型。此外，当前可关注气候变化二轨对话，并且在国家、地方、NGO、商业和社会等多层次治理中增进协调，避免碎片化，从而加速推进气候治理进程。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处处长李霞对上述主旨发言进行了点评，她总结指出气候问题的核心还是发展问题或经济问题，不论是气候适应还是气候减缓，核心根源都来自科学的影响和产业的对策。具体来讲，减排问题更像是资本问题，应重点关注气候本身、贸易、就业三个方面。碳中和不缺资金，缺的是行动和意愿。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名誉理事长黄浩明主持。

        关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气候治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影响”，金灿荣院长、于宏源所长指出：自2018年起，中美关系从竞合并行到竞争为主，但仍需保持对话、寻找合作。一方面谈底线，包括气候变化、防控和防扩散；另一方面是谈地区合作，以共识促治理。中国自身需要明确排放目标，同时还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声。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关系并不能影响中美气候合作意愿，而中美合作意愿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侧重并非重合。中美竞争未必是坏事，但前提是善意竞争，而非战略互损。

        关于“中国积极的气候行动和电力低碳转型所带来的收益”，蒋莉萍院长、于宏源所长指出：在低碳能源转型结构中，能源技术经济应聚焦三个方面，即代价、效益和成本。代价即以更低的资本代价实现经济可持续长远发展，而低碳转型正是符合国家战略选择层面考虑代价问题上的正确方向；成本即电力行业的具体投入，包括电力退煤程度和进度，应考虑技术发展、技术替代和技术组合；效益即投资者盈利，当前能源电力行业处于转型期，成本上升，但长期来看，收益将逐渐扩大。未来，中国应具体落实转型到地方、产业和个人，打破省际区隔和计划经济体制，真正意义上以国内市场为导向，企业、政府、社会共同发展。

        关于“经济金融政策对全球能源零碳转型的作用和思考（CBAM及WTO改革）”，涂建军、于宏源所长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混合经济体大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就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发达国家之间，大量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能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为防止本土制造业进一步流失，以及2050年实现全球气侯中性或净零排放，欧盟出台了CBAM相关政策。

        WTO基于公平原则，在多个领域接受诉讼，并执行仲裁，对其他国家实行无理由、非规则下制裁措施时，WTO可对受制裁方授权，最低限度保护权利。此外，WTO条款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推进了全球化，在全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发生漂移的情况下，WTO谈判的有关各方如何采取更加现实、灵活的态度往前推进，将决定WTO下一步的谈判能否成功。在WTO改革探讨中，一方面中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另外对于自己定位也要有灵活性，不至于让接下来的谈判陷入僵局。

        关于“民间层面对于能源转型和电力脱碳的作用”，绿色和平资深全球政策顾问李硕认为：首先，民间组织通过引导多方沟通和磋商，并提供政策技术建议，在中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引入新型标准概念，以倡导政策与公众意识相结合的方式来凝聚共识，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此外，就COP26谈判来看，未来中国对国际气候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国际环保组织将发挥桥梁角色，包括帮助了解多方立场，协调谈判和外交问题，增加规则谈判和政策对话。

问答和交流

        在问答和交流环节，我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助理研究员周亦奇、助理研究员朱云杰就碳市场问题作了交流发言。他们认为从欧盟碳市场的经验来看，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参与碳交易过程中所遭受的压力有差别，并逐渐形成分化，这一特征在我国地方碳市场试点比较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在这种趋势下，钢铁、水泥、交通等碳密集行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将承受“气候-疫情-传统市场竞争”多重压力，如何支持中小微企业去面对减排成本的增长和同时完成转型值得关注。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国际能源论坛第四届秘书长孙贤胜梳理和提炼了上述各主旨发言及点评的核心观点，并致闭幕辞。同时表示本次会议从外交、经济、能源、环保、投资等方面多维度探索了双碳愿景发力点，需要做到经济、能源和环境三者平衡协调。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众号，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