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杰
- 助理研究员
-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 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增长这三个长期存在的全球性挑战使碳中和转型在全球范围内迫在眉睫。同时,全球气候危机、疫情危机、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风险等各种危机交织,国际合作外部挑战巨大。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气候融资赤字,加上疫情后各国财政困难,气候治理资金难以为继。如何在低碳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取得新进展,乃至如何实现高效的全球碳中和合作以及构建绿色领导力,是各国面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的关键问题。
因此,2021年10月1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国与全球治理”分论坛下,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展望”。在讨论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开幕致辞,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主持会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教授做总结发言。
来自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北京师范大学、德国气候发展研究所、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美国)、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日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印度独立能源政策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围绕全球能源碳中和转型、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双碳路径和绿色领导力、全球碳中和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剑副院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古人把天和地是比喻为自然,“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工业革命催动了人类的发展,也带来了负外部性,气候变化也是当前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应结合新技术、新方式、新治理、新机制,寻求绿色的解决方案和出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主持会议,表示面对气候危机叠加经济复苏和疫情挑战,主要大国更应该避免零和博弈。全球碳中和和绿色经济发展对传统能源领域投资带来影响,甚至会出现短期能源荒现象,面对低碳发展带来一些困局,需要加强绿色发展的执行力,加强绿色数字经济建设,支持碳金融发展。努力降低绿色产品价格,找到一个平衡的解决方式来建立绿色未来,“建立全球碳中和协调机制网络来加强合作”是一条可行之路。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徐华清主任认为,中国在应对气侯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个领域的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侯变化的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加大应对气侯变化政策和行动的力度;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充分发挥有条件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三大主体的率先带动作用。由于中国是很大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发挥有条件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先行先试,对确保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尤为重要。
东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所长大林米佳认为,亚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以上。中国和日本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增长,双方都宣布了碳中和的目标,并正在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中国和日本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30%以上。展望2050年,通过引入亚洲国家之间的互联网络,充分利用亚洲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也可以实现一个强大的脱碳能源供应系统。亚洲的道路将对全球气候危机挑战产生重大影响。日本的能源转型将有助于亚洲的能源转型。总之,中国和日本应该从使用化石燃料向100%可再生能源的未来迈进一大步。
德国气候发展咨询部主任托马斯·赫希认为,全球零碳转型已成为当前关键挑战,为疫情后复苏、经济增长、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根据调查,当前气候已处于紧急状况,如照旧前行,气候中和难以及时实现。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和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等受威胁的全球公域进行有效的多边环境治理,对于零碳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需要加强NDC并加速淘汰燃煤发电,欧盟的绿色协议为脱碳提供了良好示范。此外,应强调公平竞争,富裕国家应和贫穷国家建立国际气候伙伴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兼职教授、Agora Energiewende中国高级顾问涂建军认为,当前存在三大趋势:权力循环再平衡、全球国家承诺的净零目标不断上升、清洁能源转型预计将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正在和绿色领导力密切相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发展阶段束缚,正处在“混合经济体超级大国”的独特阶段。此外,绿色领导需要国际合作,而非对抗。但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未能抛开偏见,团结一致,解决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气候合作“去政治化”迫在眉睫。
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认为,关于各国实现零排放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的全球共识与当前的地缘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不一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排放国卷入了激烈的技术竞争,科学合作难以构建桥梁。当两个大国走向冷战时,它们之间的气候合作能否成功?答案是否定的。全球气候努力需要强有力的外交、金融、贸易和技术合作。在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两国都处于对抗而非合作的道路上。美国和中国正处于关键的交接点,它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要么放松关系,将它们转向更具合作性的道路,要么冒着取消整个全球气候政策框架的风险。过去20年来,国际社会在这一框架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能源系副教授、美国国家环境和科学理事会执行主任彼得·桑德瑞认为,2021年的排放量可能会超过哥本哈根协议的目标。拜登政府宣布了2030年全经济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低于2005年水平50-52%的目标。虽然存在分歧,但美国能源系统脱碳战略已经在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上实施,也必须全面、成功地实施几乎所有的相关政策。拜登政府已经宣布,打算在2035年之前通过根据现行《清洁空气法》颁布的清洁电力标准,使电力行业脱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2023》专家潘家华教授总结会议:气候治理“去政治化”已在学界形成共识,大国协力合作才是应对气候之根本。中美都在气候治理上抱有美好愿景与能力基础,两国携手合作能产生巨大能量。我们要充分看到在推动零排放和绿色革命的有利条件。此外,要考虑能源贫困,兼顾公正转型,帮助全球人类共同应对气候风险,实现人类的稳定存续。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