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国家现阶段转型以保障公民权益、争取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为目标，包括伊斯兰势力、经济和青年团体等多行为体为参与主体，设计和执行政治体制及社会运行模式。欧洲在这一地区长期经营，虽然推进了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地中海联盟等政策，却依然惊讶于西亚北非变局的发生。在“变局”之后，欧洲重新思考过去十年间所推行的维护专制政权、打压伊斯兰势力的政策，检讨以战略利益为优先考量、规范为口号的政策实施成效。北非国家此番转型过程与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实力衰退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格局变化相交织。转型国家不再将视野局限于西方模式，而希望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平稳处理社会各方面关系，走上真正政治、社会、经济全方位现代化发展之路。

北非地区现代化转型并非自2011年该地区发生的系列变局才开始。过去20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在西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压力以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许多北非国家专制政权也采取了发展经济、解放社会的政策。这一现象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机智转变”（smart transition）。[1]这些“机智”的专制独裁政权承诺开展民主改革，减少高压手段，即所谓的“升级的专制主义”（upgrading authoritarianism）。[2]但该地区的发展严重依赖外来因素，游离在现代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之外，其发展落后于时代要求。国内外学界对近年变革的原因和性质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既有民主革命说与起义暴动说，也有政治危机说与社会运动说。就北非地区变革发展情况看来，可以定义为“现代化转型”。这场转型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益、争取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经济、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其表现形式是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3]北非地区人民坚定地争取有尊严的生活，其诉求推动了转型向纵深发展。这一地区又是欧洲的“后花园”，欧洲在该地区有不言而喻的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利益。欧洲长期在北非地区经营，却在变革之初也表现出“惊讶”之情，欧洲政策对北非变革有怎样的作用？变革之中的北非地区受到欧洲怎样的影响？变局之后，欧洲将如何调整介入北非的方式？本文将分析北非地区若干国家转型进程中欧洲参与的特点和作用。

转型的关键在于由谁主导、如何规划目标、如何转型。
（一）行为体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抗争政治》（Contention Politics）一书中指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会主动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威权政治的终结力量。[4]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过程，西亚北非的重要特征是伊斯兰势力的参与。伊斯兰势力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无处不在，只要民主选举，伊斯兰势力必然上台。伊斯兰运动政党、经济行为体长期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谋生，它们参与政治转型、成长以及制定新游戏规则的能力受现存政治体系的条件制约。青年运动在传统治理架构之外运作，通过新的技术方式联系起来的，不受传统动员方式制约，具有自发性和非正式性。伊斯兰政党与经济行为体、青年运动团体对转型的考虑是不同。北非国家现代化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伊斯兰主义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以及伊斯兰政党能否处理好与世俗自由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外来行为体中, 美欧等西方国家尽管深陷经济危机，仍然迅速集结资源介入地区局势发展，尤其以利比亚战争为代表。利比亚战争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遭遇的第一场严重国际安全危机，成员国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关切主导其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不同抉择。[5]尽管如此，欧盟及其成员国最终联合美国迅速完成了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大国舞剑，欧盟抗旗”的对外关系分工模式。[6]
西亚北非形势在新兴国家外交议程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印度70%的石油从中东进口，另外有500万移民[7]生活在西亚。印度重视拓展自己作为面向西亚北非地区的窗口，加强双边关系和宗教联系。大量阿拉伯人生活的巴西，是西亚北非的重要经济和战略利益伙伴，重视以前总统卢拉发起建立的“阿拉伯－南美峰会”为平台，开展与西亚北非的交往。俄罗斯一直是该地区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普京治下，俄罗斯不仅与阿拉伯世界发展了更为密切的能源和军事关系，还与以色列保持着良好关系。海湾国家借变局日趋活跃，不仅加深对地区热点事务的介入，还渗透进转型国家，向一些政治行为体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外来行为体对北非地区的宗派势力较量及伊斯兰势力发展趋势的认知，是能否成功参与转型进程的关键。
（二）目标
北非国家的转型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所有转型国家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2010年和1980年的数据相比，西亚北非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8%；而同一时期，拉美的增长率是415%，南亚是50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64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185%。[8]西亚北非地区发展速率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由于治理体系缺乏有效性，腐败和不公平现象严重，西亚北非国家人类发展指数[9]甚至不如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10]，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1.人口增长过快，住房供给跟不上；2. 农业落后，缺少农业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不高，食物价格高企，中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城市化发展过速，社会规范变化无常。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无法应对世俗与现代化的挑战；3.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政府治理水平低下。4.社会裙带风气盛行，各领域不公平现象十分突出。教育质量下降，学科发展滞后，青年人工作难找，社会无力为创业者融资。另外，宗教和部族歧视严重，家庭受社会影响难以稳定。
变局之后的两年多来，社会不公平现象未得到遏制，经济危机愈发严重， 2011年突尼斯总体失业率从上一年度的27.2%上升至29%[11]。2012年2月20日，摩洛哥举行了纪念“阿拉伯之春”一周年游行，此时的摩洛哥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制宪公投的良好势头渐渐消弭。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的恶化将削弱对推动民主进程的政治支持，北非国家转型任重道远。
   （三）方法
西方一直认为其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且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随着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人们不禁要问哪个模式更值得效仿，哪股力量应该参与北非地区的建设？欧洲学者主张北非国家转型的进程借鉴中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后的转型，或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要学习别国经验，首先必须确定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与采纳，另外，还要区别不同地区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特质。
苏东巨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与如今的北非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有根本区别。[12]北非国家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建立军政府或世俗共和制后，就已采取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资源虽然掌握在军队和国家强力部门手中，但在农业、贸易、服务等领域并未禁止中小企业、私营部门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经济所有制方面也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和法律阻碍。商品价格基本遵循市场原理产生，与西方贸易往来也很紧密。过去15年间，北非国家在区域内部以及与欧盟之间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甚至有些国家与美国在经常项目间实现了美元与本币的自由兑换。西亚北非地区私有化经济相对发达，当然，经济体制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阿拉伯国家不能照抄中东欧国家转型经验。
土耳其已完成了从军政府到伊斯兰政党的交替，其伊斯兰政党也完成了民主化改革，经过“强政府”过渡期来稳定政权，巩固社会基础，其经济有序发展，形成了以“共和、民族、世俗、国家、平民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土耳其模式”。从凯末尔时代推行激进世俗主义，确立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遵循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发展至21世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消极世俗主义，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土耳其模式”乃统治精英以革命方式确立，以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力量不断较量的形式发展。西方出于在西亚北非推进西方民主的愿望，普遍认可这一伊斯兰国家转型发展的“模式”。[13]但该模式的推广有其局限性：首先是阿拉伯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土耳其模式”的提法；其次，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其他国家很难效仿。而且，土耳其2013年5月28日以来的抗议运动，表明其伊斯兰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还需进一步的实践。北非国家完全照搬另一国的模式恐怕难以达到转型目的。
北非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欧洲并没有真正离开过这一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对北非的外交战略以推行民主化进程为主。到21世纪头十年，特别是“9·11”事件后，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重心由推行民主化进程转至反恐，西方为了本国利益及形势所趋支持听话的专制独裁政府，在理论上假设专制和准专制政府是通向民主和稳定政治体系的唯一路径[14]，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卡扎菲在西方的利诱下采取表面的自由化改革。欧盟政策回归传统现实主义，以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为首要战略目标。
针对阿拉伯世界的诸多问题，也为了自身的安全环境，欧洲在北非地区开展了多年研究和广泛实践。现时的欧洲正处于创建和平、民主的周边环境与恐惧阿拉伯世界完全走上非西方道路的困境之中，推行多年的政策不见成效使得欧洲人颇有挫折感，无论欧盟还是其成员国，对北非地区兴趣不断降低。此番中东变局，欧洲人既认为这是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同时也意识到全球议程已不再完全由西方决定，对规划北非的未来，感到力不从心。
（一）对战略逻辑的反思
确保能源安全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北非对欧洲维护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欧盟80%的石油和3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自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作为非洲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是欧盟第三大石油供应方。[15]几乎所有欧洲石油巨头在利比亚都有重要投资和产业。欧洲将北非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增长点的同时，兼顾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止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等。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基于现代文明的自身规范的输出以及自有体系的扩展，同时运用军事保护或干涉、经贸输出或制裁、传媒赞美或谴责等手段。[16]欧洲希望能主导周边国家政治体制模式，在具体的策略方面，最早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提出重建西亚北非地区的所谓“发展—民主联动战略(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得到了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的采纳。
除安全和发展外，欧洲将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作为在欧盟以外践行其规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如在欧盟委员会的倡议下，于2005年成立了欧洲－地中海文化对话基金会。自“9·11”事件后，整个欧洲弥漫着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在当今欧洲，穆斯林群体比全体欧洲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低，离群聚居，犯罪率高[17]，在住房、就业、教育和量刑方面都遭受歧视。[18]欧洲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平等对待其他文明传统和文化，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特别是将伊斯兰视为对欧洲精神和身份的威胁[19]，更无法正视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伊斯兰宗教复兴的事实，实际上违背了尊重多元文化这一核心规范。
将民主进程的推行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相结合也是欧盟外交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重要手段，最显著的标志是1999年12月开启了土耳其入盟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良好氛围已逐渐淡去，土耳其入盟进程看不到终点。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对外关系中实现利益互补，成员国的硬实力是欧盟发挥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欧盟的软实力为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增强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影响力。以利比亚战争为例，英法以构建“意愿联盟”的方式，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样是武力干涉，与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同，在利比亚战争中，英法通过联合国决议、寻求地区组织支持等多种方式为其干预行动谋求合法性，显示出其利用多边机制的“娴熟”程度，凸显了“制度性霸权”的特征。[20]
总而言之，欧洲站在文化吸引力的中心和一体化影响力的高处，本想借着溢出效应，以欧洲模式塑造北非地区，却因为地缘上的接近、历史上的纠葛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复杂性，使欧洲不能超越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认知与束缚， 结果差强人意。欧洲的方案落脚点是为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而非北非地区发展问题：首先，欧洲在与西亚北非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上，并未将北非国家放在与之平等的地位上，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其次，欧洲由于自身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针对北非地区的活动和投资预算减少，机构运作乏力，影响力下降；第三，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欧洲经验”不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二）对政策工具的反思
欧洲曾通过殖民控制的方式实现了与地中海国家合作，并通过宗主国的合作使北非国家彼此间开展合作。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原本脆弱的合作随着一次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而时常陷于僵滞。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共体与地中海国家建立起广泛的经济和贸易联系，1976年和1977年分别同马格里布、马什里克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贸易优惠和经济援助协议。[21]20世纪九十年代后，欧盟选择了建构多边主义形式的合作制度，推动北非地区一体化：1995年“巴塞罗那进程”启动；1998年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设想提出；2001年欧盟直接用财政手段推动了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四国共建自由贸易区的合作。2003年，欧盟委员会在“更广阔的欧洲”报告中提出了要推行了“欧洲睦邻政策”，加快与地中海以南的国家间社会和经济以不同的形式整合，以量身定制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为北非各国带来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扩大欧洲和地中海国家自由贸易，稳定和安全合作关系。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中增加了安全机制，该机制是以欧洲原则和规范的延伸。摩洛哥成为首个获得欧洲睦邻政策“高级地位（Advanced Status）”的国家。2008年成立的“地中海联盟”更是把欧洲-地中海多边合作推向一个高潮，创立了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轮值联合主席制，轮值联合主席一方来自欧盟国家，另一方来自地中海伙伴国，通过共同体建设的方法让欧盟规范进入北非。[22]
当然，欧洲的政策工具也同样有伪善的一面。欧盟声称是为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但实质上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如双边贸易上，欧盟在敦促对方遵守规则上不遗余力，而自己却在农产品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以强欺弱，使欧盟成为唯一受益者。[23]进入21世纪，地中海地区在同欧盟的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这种贸易逆差几乎每年都达到近百亿美元的规模。[24]另外，欧盟援助附加了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条件，但欧盟政策非但没有帮助改善当地国家的财政状况，反而加剧其经济状况的恶化。因条件严苛，欧盟能够到位的经济援助相对于北非国家经济状况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难以真正吸引乃至鼓励该地区向欧洲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启动的欧盟睦邻与伙伴关系工具(European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 Instrument)援助基金中的5个北非受益国[25]，2007～2010年三年间从欧盟得到约17.4亿欧元的经济援助[26]，加上一些其他双边援助，平均每年从欧洲获取的资金约为2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政府负担高达2000亿美元，每年偿债额为170亿～190亿美元。[27]
“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所持的安全观核心观点是地区安全依靠人民间关系的提升，但政策效果不显著。欧洲的倡议在北非国家较少得到回应，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9·11”事件后全球大势发生变化，美国忙于反恐，欧盟制宪进程受阻，没有充足的精力顾及北非地区发展和人民间的交往；2. “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制度不对等（institution deficit）[28]，议程设置完全由欧洲主导，北非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3. 欧洲害怕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拉拢独裁政权的做法削弱了其政策的可信度和吸引力[29]；4. 政策的不连贯性也导致结果不理想，巴塞罗那进程采取政府间合作的方法，而地中海联盟走的是共同体道路。
（三）对民主化进程的反思
民主化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北非地区发展政策的一部分。欧盟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纲要中明确指出要与北非国家发展“基于共享价值观与利益的高级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民主进程、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及法制领域；并由多边安排及双边行动计划执行，欧盟睦邻政策的国别行动计划中，将民主化纳入增强公共行政能力建设的范畴内。欧洲强调在北非地区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人权和社会发展来推进民主化进程。
欧洲的民主化推行聚焦于传统理论假设和国家行为体，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会为西亚北非地区带来政治变革。[30]1995年以来，欧盟委员会通过巴塞罗那进程提供了160亿欧元预算经费用以支持地中海南岸地区的发展、人权和民主建设。欧盟委员会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建立了融资合作机制。欧洲投资银行每年用于此项目的借贷额为20亿欧元。“欧洲－地中海投资和伙伴工具”（Euro-Mediterranean Investment and Partnership Facility）于2002年成立，用以支持1600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2007～2013年）投放107亿欧元支持北非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民主。在援助方面，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欧洲民主和人权工具（EIDHR）[31]、欧洲民主化基金[32]及欧盟官方发展援助对北非的资助近年来不断上升。但是，欧洲所推行的民主化进程也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问题一：忽视了社会网络的新发展，没有深入了解社会对过往地区发展的实际反应，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没有带来民主化的收效。
问题二：欧洲发展援助的实际作用推动了北非国家实行自上而下、有选择性的政治改革，却没有使民众得到实惠；社会民主公平发展的影响程度有限且难以评估。
问题三：欧洲在对外关系与安全领域仍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开展。欧盟成员国受国内优先政策，如移民、反恐、贸易等限制，将推行民主化的任务推给欧盟，而欧盟同样面临优先战略选择竞争的问题，但政策内容太多且无时间表，行为体和执行体不明确，缺乏评估体系，收效甚微。
问题四： 欧洲在北非推行的民主化方式还受到美国的挑战。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以及“大中东计划”破坏了欧洲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上的努力。[33]
问题五：欧洲在北非问题上陷于对伊斯兰势力的提防，打乱了自己对民主逻辑顺序的认知。
   （四）变局后的调整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2011年7月开罗讲话中承认，西方曾以牺牲民主换合作。[34]欧洲检讨了“维持现状”政策，希望能推动伊斯兰政党与世俗力量间的和解，另外还承诺为北非国家转型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欧洲学者呼吁欧洲国家政府采取宽容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及族群，坚持以多样统一（unity within diversity）、非暴力、有尊严的发展、包容性、共享价值观等原则重建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35]目前，欧洲内部对北非政策转型的讨论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对无组织的动员行为和非传统、无领导的、同一阶层的社会和政治行为体参与社会构造方面工作；2.支持欧洲与地中海国家的商品、服务贸易及人口的自由流动；3.运用政策工具提供经济实惠，以某种形式的成员国地位刺激转型，如建立“欧洲－地中海民主国家共同体”，将更多的优惠给予转型的先行者，能者多赏（more for more）[36]，建立“高等级关系”[37]以掌握要求这些国家开展深入、系统的政治改革筹码。
欧洲政策转型的实现也遭遇不少障碍：第一，欧洲身陷经济危机，行动能力下降，对北非政策的转型将是长久战。第二，依然有很多欧盟成员国担心伊斯兰政党的崛起，质疑其民主合法性。第三，欧洲对未来方案还没有一致意见。以欧盟委员会为首的一批机构认为开展实际领域的对话相对容易，同时加强双边关系，促进政治改革。也有成员国认为应该在北非建立新机制，促进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欧盟自身的发展一样，其对北非地区的政策同样纠结于是政府间模式还是超国家模式。欧洲也意识到北非新领导人对欧洲有新的想法，他们可能不再同意欧洲援助的附加条件，会寻求更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更深入的地区内部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同发展模式理论也会促使北非国家选择不同与西方的道路。

欧洲参与北非国家转型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首先，转型发展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需要规划的过程；第二，当前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早期大有不同，西方民主自由模式本身处于危机状态，不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第三，阿拉伯国家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一个行为体和预先设计的范式是阿拉伯国家转型所能遵循的。
欧洲参与北非地区的转型有天然优势，在西亚北非地区长期经营，已深入其社会内部，大量社会组织活跃于该地区，在争取民意方面孕育了有利于西方的舆论环境。欧盟已在转型后的利比亚开展民事行动，提供基础支持，恢复石油工业开发，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开展合作。另外，欧盟还在培训利比亚警察和军队的安全力量。当然，稳定和发展必然是北非国家不能回避的最重要问题，经济部门的参与是必须的，而这也正是北非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的主要渴求。

文献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