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芬兰拉普兰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芬兰拉普兰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南森研究所、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北极事务和中国参与以及北极国际社科研究现状评估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 
芬兰学者指出，冷战终结后，北极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就由对抗向合作转变，并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特征；而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个层面的新变化不断体现出来。一方面，北极国家日益重视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正如其新近陆续发布的国家战略所显示的那样，都极度渴望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另一方面，北极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由于环境保护及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对于该地区的环保和发展施加着广泛的积极影响。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流动以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该地区逐步显现出来。此外，非北极国家希望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从而使整个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物流运输都具备了一种全球性的张力。这种现象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传统的冲突与合作等术语的意涵；北极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世界政治中日益突出，并对安全话语体系及其本体的界定带来某种变化。
中国学者则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八国均将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作为自身的重要利益，由此“治理”在北极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进而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某种全球视野。首先，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均受其影响，而北极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预警系统；其次，来源于陆地的北极海域污染问题，尤其是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污染，对北极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破坏，进而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再次，由于北极海冰消融所带来的开辟北极航运的巨大商机使得在全球层面就科学研究、规范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可能；最后，北极地区存在着国际海底区域及公海等部分“全球公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换言之，气候变化和北极航运等议题的出现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全球意义，这也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对于北极安全问题，有挪威学者指出，尽管“安全”这一术语本身在北极的特定语境中存在已久，但该术语的运用却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历史烙印，那时北极只不过是主权国家部署核设施的军事前沿阵地；北极居民的利益、价值和诉求从未被纳入安全的考量。冷战终结以来，“安全”逐步与那种狭隘的军事理念脱钩，日益成为不同行为体提出各自诉求的平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所倡导的“环境安全”就意识到环境以及环境的维系对于人类和国家的生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90年代，安全的概念则发展到了“人类安全”阶段，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界都对个人安全和集体安全（community security）的概念进行了重塑。
中国学者则主要从北极环境变化本身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北极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对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都将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从全球、地区及双边层面推进涉北极事务的机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有挪威学者从航运及能源政策角度探析了俄罗斯在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认为北方海航道作为俄国内一条重要的航运线路未来在沟通欧亚海上贸易方面将发挥作用。尽管存在对航道法律地位的争议，但俄不会放松对航道的实际控制。由于俄罗斯油气公司缺乏海上开发经验以及资金缺口巨大，俄北极地区油气开采项目多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美国埃克森美孚、意大利埃尼、挪威国油等国际石油巨头均已参与其中。俄北极航道开发和北极油气项目开发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从中短期而言，北方海航道开辟所需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俄北极能源项目的开展，而俄北极地区重点能源项目的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北极航道的畅通运转。
有中国学者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北极航道的开辟和利用。该学者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冰封水域已日益变得适于国际航行，三条潜在的航运贸易线路，即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以及中心（穿极）航道已显现出来。根据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未来通过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两大类，即通过东北航道单向输往亚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LNG）贸易（2030年将有望达到1000万吨），以及远东地区与北大西洋地区之间的双向集装箱贸易（仅计算从远东地区到北大西洋地区集装箱货运量2030年就将达到1700万标准箱）。这必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
有中国学者对全球环境治理与北极治理必须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显现；这些问题都是彼此关联、相互交织的，且均已超过了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应对能力。2012年的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进一步表明了国际社会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计划。但目前的全球环境治理还存在着缺乏权威、碎片化、执行上的鸿沟以及资金缺乏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治理的机制和架构均需进行改革。该学者提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地缘气候三者均应纳入全球环境治理的整体考量之中，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还有中国学者探讨了原住民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当前的北极治理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过于重视国际社会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北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与北极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在北极治理进程中则可发挥独特的作用。经验认知、道德权威、决策协商一致、与环境融为一体（Being part of the environment）、为共同利益合理利用资源、尊重多样性等原住民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北极治理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原住民在北极治理中还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还不是一支能够决定北极事务的独立政治力量。
来自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的学者探讨了北极理事会在地区“软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虽然军事安全已被明确排除在其授权范围之外，但北极理事会仍能在加强北极地区的“软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在协调北极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增进战略互信及区域有效合作等方面卓有成效。当前，北极的环境变化急需国际社会在科学和政治上付出更大努力以应对因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此外，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中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域外行为体均试图参与理事会的工作。鉴于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对主要区域性治理机构——北极理事会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除了内部机构改革外，对域外行为体的开放度问题，亦即是否接纳新观察员是理事会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2009年的特罗姆瑟和2011年的努克部长会议均搁置或回避了接纳观察员的问题，但2013年5月在瑞典基鲁纳（Kiruna）举行的北极理事会新一届部长会议将不得不做出某种决断，而能否出台一个让各方均感到满意的方案将是对北极理事会的一次重大考验。
三、北极事务和中国参与
来自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的专家介绍了中国极地事务管理部门的组织架构、主要职能以及中国的五次北极科考活动。他指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主要还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未来，中国将通过双边合作以及北极理事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渠道，在北极气候变化、环境监测、海冰冰情预报、航道利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中国学者还结合欧盟最新推出的北极战略文件探讨了中欧之间开展北极合作的可能性。他认为，欧盟委员会2012年7月发布的《发展中的欧盟北极政策：2008年以来的进展和未来的行动步骤》这一战略文件，充分表明其致力于成为北极治理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定位；而在北极政策立场方面，中欧之间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中欧都试图打破北冰洋沿岸五国的垄断，扩大北极事务的参与权；在北极相关水域的法律定位问题上，双方均认为应为北极航道的自由航行奠定制度基础等，这些因素为二者开展北极合作提供了某种可能。2012年9月发布的《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明确提及双方“认识到北极地区的日益重要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海洋运输等相关方面，同意就北极事务交换意见”；这无疑为未来双方就北极事务展开政策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挪威专家探讨了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正当性，认为中国与北极的利益关联并不局限于气候变化，在自然资源开发、北极航道利用等方面，中国同样也拥有合理的经济利益；此外，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将提升理事会的知名度和相关性，并且中国是全球治理进程的建设性伙伴，坚定支持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联合国机制。
俄罗斯学者则探讨了中俄两国开展北极合作的可行性和主要障碍。俄罗斯一方面极其渴望中方在俄属北极地区的矿产开发及北方海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并对与中方开展北极气候变化及环境科学研究充满期待；但另一方面，又对北方海航道的“国际化”高度警惕，对中方在北极理事会及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中的观察员资格持反对态度。这表明俄罗斯在必须保持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关系以及维护自身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
此外，中外专家学者还围绕芬兰拉普兰大学主编的《北极年鉴 2012》展开评论，认为该年鉴是国际社科界首部有关北极政治、经济及法律演进与发展的著作，颇具综合性和权威性，并对该年鉴未来在内容和结构方面进行改进提出了若干建议。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