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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150年后该如何审视明治维新
陈鸿斌 2018-08-09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今日本全国上下到处都在议论明治维新。近日,在设立萨摩藩的鹿儿岛举行了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仪式,这里曾诞生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许多明治维新著名人物。日本财务省还将于本月发行五万枚面额1000日元的纪念币。

      今年1月22日国会开幕式上,日本首相安倍在施政演说的开篇就说:“150年前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明治这一新时代所培养的众多人才,是日本超越因欧美各国所产生的国难,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安倍在其今年的“新年感言”中也同样表示:“150年前,在亚洲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机之下,日本开始了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为了超越国难,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了,其动力就在于一个个日本人。由于废除了此前的身份制度,所有日本人得以从原先的制度和惯例中获得解放,由此维护了日本的独立。”

      从前年开始,日本各方面就相继举行了相关研讨会、讲座、各种展览以及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平时一般不对外展出的珍贵文物,也在这一重要年份陆续与公众见面。去年,首相官邸在“各府省厅联络会议”的主页上也明确提出:“学习明治维新精神,重新认识日本的优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此,安倍政府资助了以明治维新为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还专门举办相关的柔道和相扑比赛。至于明治维新发源地的鹿儿岛县、京都府以及明治维新杰出人物的家乡等地,如今都在举办纪念这一 “盛大的节日”的相关活动,还特意开设了专用的官网,并以此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出版社则推出大量相关读物,满足民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

      但现任总务大臣、已明确表示将于今年9月与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的野田圣子,对安倍政府的这一姿态提出异议。在她看来,沉湎于对明治维新的怀念,丝毫无助于创造日本的未来,相反如今的日本必须与之彻底诀别。

  “伟大的革命”还是“成功的政变”

      直到幕府时代末期,日本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而当时帝国主义已开始一场瓜分世界的“盛宴”。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在日本所产生的震惊甚至超过中国本身。在日本看来,当时的中国比它强得多,连中国都如此不堪一击,那日本根本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领舰队兵临城下,迫使日本实行开放政策。日本欲避免重蹈中国覆辙,就必须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并通过“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来提升国力,才能实现“攘夷”之目的,否则就根本无法抗衡西方势力。于是,西乡隆盛、大盐平八郎和吉田松阴等 “阳明学”(研究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说)及其核心思想 “知行合一”理论的信奉者们便登高一呼,明治维新应运而生。通过此后相继实施的“奉还大政”(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明治天皇,由此结束了长达260年的幕府时代)和 “废蕃置县”等,日本仅用20年时间就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由于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有意识地淡化历史教育,因此在如何看待150年前的明治维新这场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的认识误区。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明治维新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就不会有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就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当时的长州蕃 (今天的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的下级武士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已。按照“胜王败寇”的规律,由此夺取了政权的人们自然被视为明治维新的英雄。此后一个半世纪,日本所有公立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照这一口径来宣传和介绍明治维新。值此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许多历史学者、教育学者和社会学者等,都在大声疾呼重新审视明治维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明治维新虽然给日本留下了很多重要遗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同时也成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两场战争中获胜,很快就使得军国主义氛围充斥全国,以至于此后利令智昏,又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遭到惨败,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吞并朝鲜半岛,以及此后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使得日本与朝鲜、韩国、中国的关系至今仍未能理顺,这一页仍未能彻底翻过去。周边外交如此乏善可陈,日本欲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啻是缘木求鱼。安倍出生于山口县即昔日的长州蕃,他全面肯定明治维新显然无法为今天的日本社会所接受。战后日本汲取了此前的深刻教训,确立了“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发展路线,才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宝贵成果,但近年来这一路线早已被日本的当家人抛置脑后,安倍所谋求的就是彻底告别战后体制。

“负资产”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在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吉田松阴无疑是一个核心人物。作为长州的一名下级蕃士,却拥有“维新志士”“维新的精神支柱”等光环,实际上吉田松阴所信奉、所热衷的不过是暗杀这一卑劣手段而已,但他将此贴上“天诛地灭”的正义标签。他就是通过暗杀幕府的大佬,来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

      吉田松阴的对外方针就是诉诸侵略。他力主开垦阿伊努(北海道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攫取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让朝鲜向日本朝贡,迫使清政府割让满洲,将中国台湾和吕宋岛纳入日本版图,以此不断显示进取之态。虽然他因屡屡诉诸暗杀终被斩首。但他死后,长州派元凶、日本军阀的祖师爷山县友朋却不断将其神化。在昭和时代初期,以山县友朋等长州军阀为首的日本帝国陆军,就开始全面践行吉田松阴生前所主张的对外方针,吉田松阴所提出的全部主张均相继成为现实,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包括吉田松阴所曾采用的暗杀手段,此后也被日本陆军所一再沿袭。其时,日本政坛的暗杀案例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26事件”。按照今天的定义,吉田松阴及其信奉者纯属恐怖分子,然而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历史就只能这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论,而如今弥漫日本全国的 “皇国史观”,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延续而已。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始终竭尽全力为明治维新大唱赞歌,他却无法对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的这40年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司马辽太郎就采取鸵鸟政策,说这是“日本民族不具有连续性的时代”,选择性地予以忽略。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长州军阀及其所信奉的吉田松阴的那一套,导致在全国形成了“天皇原教旨主义”,从而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许多“负资产”。例如以宗教而言,神道与佛教合一在日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一种多元而和谐的社会生态。然而,长州和萨摩的新兴势力得势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灭佛运动”,成立伊始的明治政府就下令实施“神佛分离”。这一毁灭文化的反人类行径,颇似今日之“伊斯兰国”。例如位于奈良县的兴福寺内有一座“五重塔”,目前属于国宝级文物,当年在灭佛之际居然被以25日元 (约合今天的100万日元)的超低价抛售,打算购买者并非看重这一文物的价值,而是准备将其焚毁后出售所剩的金属框架。只是由于附近居民强烈反对焚烧,兴福寺才得以幸免。当时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而当年该寺中的十座佛像 (均为释迦牟尼的高足),在动乱年代流失了四座,至今也没有找回。

      明治维新的负面影响至今仍体现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核电站的选址。日本目前共有54座核电站,其中46座位于原反政府军所在的各藩。虽然核电站在选址之际多由各地方政府主动提出申请,但这些地区争相建设核电站,显然出于同一原因,即当地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希望通过核电站的建设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同时增加就业。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本身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此外,相比核电站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医生人数明显偏少,这同样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两大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而从主政日本的领导人来看,明治维新50周年(1918年)之际的首相寺内正毅就是长州军阀的代表人物,100周年(1968年)之际的佐藤荣作和今年150周年之际的安倍晋三也都出生于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山口县迄今为止已先后诞生了八位首相,这恐怕无法以“巧合”来解释。

      为了呼应政府号召,日本右翼势力除了竭力为明治维新150周年造势之外,还提出要将目前的国定假日“文化日(11月3日)”改为“明治日”。实际上,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此重新弘扬《明治宪法》,以此来否定现行的和平宪法,从侧面配合安倍的修宪举动。有一位日本作家写了一本名为《明治维新的过失》的书,居然因此遭到右翼分子的恐吓,还被贴上了“左翼反日主义者”的标签,这不啻是一种“言论恐怖主义”。这与幕府末期为争夺政局主导权而动辄采用暗杀手段,还美其名曰“天诛地灭”,有何差异?



文献来源:文汇报,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