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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的反思
2014-04-09
4月7日,诸多国际媒体的目光聚焦到了卢旺达这个中非小国的身上。因为20年前的这一天是卢旺达大屠杀开始的日子。从1994年的4月7日起,在持续了整整100天的暴行中,80多万人惨遭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图西族人,也包括温和派胡图族人和其他族裔的平民。这一巨大悲剧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大会因此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今年的纪念仪式显得格外隆重。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等多国政要参与了纪念活动。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大屠杀20周年纪念活动上说:“大屠杀本来就不应发生。非洲和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必要成为另一个卢旺达,但如果不对历史事实加以澄清,危险就会永远存在。”那么当年的历史事实对现在的国际政治有何启示和教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上留下的种族分裂问题的恶果还需要认真清算。西方殖民者当年在全球开展罪恶的殖民活动时,采取了阴险的“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后,他们所继承下来的国界线,是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只从自己利益出发,而没有考虑当地种族、地理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在不少国家内部,当初西方殖民者在各个民族或种族之间刻意制造的所谓高等种族和低等种族的恶劣影响也仍然存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解放后,既出现了陷入国与国冲突之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有内部深陷种族纷争乃至屠杀的南非、卢旺达等国家。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所采取的政治制度不能机械照搬西方民主制,不然的话,尤其在业已存在深刻种族矛盾的国家,“一人一票”就很容易结出种族政治的恶果。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指出这一血的教训所得出的经验。他说:“选举必须举行,但绝不能草率地举行,若强意为之,结果只会问题缠身。”2010年11月联合国监督下的科特迪瓦大选就造成了国家分裂的事实,导致反政府军控制国家北部,政府军控制南部。
最后,国际社会在处理问题时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之所以并没有在卢旺达屠杀刚开始、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及时介入进行干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大屠杀爆发的前一年(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了那次折戟沉沙、灰头土脸的“黑鹰坠落”事件,美国由此对非洲的危机采取了“鸵鸟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于1998年前往卢旺达向死难者家庭道歉。他说:“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有意识到这次无法想象的悲剧的深度与速度。”但当时,克林顿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有关方面将事态的严重性扩大化、引起公愤,没有过分渲染此事,只是轻描淡写地作了道歉。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提到这个事件时,甚至长期避免使用“大屠杀”字眼,怕激起民众的义愤,责怪政府不曾出兵干预。
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吸取以上三个教训的话,难保类似的悲剧日后不会再次上演。正如潘基文在今年的大屠杀20周年活动上所说的:“无论一个社会看上去多么具有包容性、多么发达,维系社会的纽带可能很快消失,人们心中阴暗的角落会滋长,社会会迅速显示出其施展暴力和残忍行为的能力。”现在,叙利亚正燃烧着战火,中非共和国一片混乱,但国际社会还没有完全克服分歧和道德上的盲点。
今年的纪念仪式显得格外隆重。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等多国政要参与了纪念活动。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大屠杀20周年纪念活动上说:“大屠杀本来就不应发生。非洲和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必要成为另一个卢旺达,但如果不对历史事实加以澄清,危险就会永远存在。”那么当年的历史事实对现在的国际政治有何启示和教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上留下的种族分裂问题的恶果还需要认真清算。西方殖民者当年在全球开展罪恶的殖民活动时,采取了阴险的“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后,他们所继承下来的国界线,是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只从自己利益出发,而没有考虑当地种族、地理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在不少国家内部,当初西方殖民者在各个民族或种族之间刻意制造的所谓高等种族和低等种族的恶劣影响也仍然存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解放后,既出现了陷入国与国冲突之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有内部深陷种族纷争乃至屠杀的南非、卢旺达等国家。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所采取的政治制度不能机械照搬西方民主制,不然的话,尤其在业已存在深刻种族矛盾的国家,“一人一票”就很容易结出种族政治的恶果。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指出这一血的教训所得出的经验。他说:“选举必须举行,但绝不能草率地举行,若强意为之,结果只会问题缠身。”2010年11月联合国监督下的科特迪瓦大选就造成了国家分裂的事实,导致反政府军控制国家北部,政府军控制南部。
最后,国际社会在处理问题时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之所以并没有在卢旺达屠杀刚开始、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及时介入进行干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大屠杀爆发的前一年(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了那次折戟沉沙、灰头土脸的“黑鹰坠落”事件,美国由此对非洲的危机采取了“鸵鸟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于1998年前往卢旺达向死难者家庭道歉。他说:“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有意识到这次无法想象的悲剧的深度与速度。”但当时,克林顿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有关方面将事态的严重性扩大化、引起公愤,没有过分渲染此事,只是轻描淡写地作了道歉。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提到这个事件时,甚至长期避免使用“大屠杀”字眼,怕激起民众的义愤,责怪政府不曾出兵干预。
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吸取以上三个教训的话,难保类似的悲剧日后不会再次上演。正如潘基文在今年的大屠杀20周年活动上所说的:“无论一个社会看上去多么具有包容性、多么发达,维系社会的纽带可能很快消失,人们心中阴暗的角落会滋长,社会会迅速显示出其施展暴力和残忍行为的能力。”现在,叙利亚正燃烧着战火,中非共和国一片混乱,但国际社会还没有完全克服分歧和道德上的盲点。
文献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