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同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自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海外利益的范畴大为扩展，海外利益保护成为印度对外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印度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措施和手段，包括在建立健全对外决策和执行机制、不断完善有关政策的基础上，运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对外援助、军事手段、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量及民间力量等。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在一些方面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在印度国际政治学者[1]的阐述中，印度“海外利益”（Overseas Interest）不仅是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综合性概念，应该包括战略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或是上述各种利益的混合体。[2]自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印度就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随着对全球事务参与的增多和自身实力地位的变化，印度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范围大幅拓宽，海外利益保护不可避免地成为印度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崛起的新兴大国，印度主要采取什么措施和手段保护其海外利益？有何特色？本文将对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有所启示。
一、印度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
        从冷战后印度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诸多案例来看，印度主要是在建立健全对外决策和执行机制并完善有关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双边外交手段进行国际合作，利用地区性或全球性多边机制、对外援助、军事手段、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量，以及民间力量等手段来保护其海外利益。
        首先，建立健全对外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在政府最高层面，建立了由总理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和贸易和经济关系委员会（TERC）[4]，这两个机构作为印度最高层次的对外战略安全和对外经济关系咨询、决策机构，在印度海外利益保护中发挥着统筹、协调作用。在具体执行层面，印度外交部是最主要的对外政策执行机构，除政治事务外，外交部也主抓经济外交事务。外交部下设经济司，与印度政府各部委、各大工商协会、商务组织、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机构都有密切联系，参与一些经济政策制定，协调国内相关机构的关系，指导驻外机构的经济工作。[5]如为改变印度在全球能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印度石油天然气部与外交部联合建立了石油外交常设顾问委员会，通过推进在海外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行业的投资来提高能源安全。[6]此外，财政部、商工部、国防部等诸多部委也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部委之间的协调一般由外交部负责，在外交部无力协调的情况下则由总理办公室（PMO）进行协调。如2011年2月从利比亚撤侨，就是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外交部、军队、各州政府、交通运输部门等共同开展的。[7]
        随着政府对海外印度人的重视于2000年9月正式成立了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负责海外印度人事务，该委员会虽直属外交部，但直接向总理负责。2004年，印度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它可以单独或与外交部等协调处理涉及海外印度人利益保护的任何问题。[8]印度还在国外建立新的使领馆以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使这些使领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9]针对一些重要地区，印度外交部门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如2003年，印度将非洲司一分为三，分为西非和中非司、东非和南非司、西亚北非司。同时，为改变在西非外交力量薄弱的状况，印度在马里、加蓬、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开设了使馆。
        不仅如此，政府为保护海外利益还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如最近印度内阁批准了有关国有企业收购海外资源产业的政策文件。这一政策的出台将显著提高国有企业收购海外原材料资产的能力，保护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将适用于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行业的中央国有企业。印度政府将成立专门的协调委员会，分别就不同案例逐一促成快速和协调的决策，印度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将从收购过程开始时介入。[10]
        其次，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保护海外利益，这既包括利用现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及已有国际机制，也包括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改革现行国际规则。在双边合作方面，印度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地建立了使领馆。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还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韩国、越南、以色列、阿富汗等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安全、经贸、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员往来等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确保其国家利益的实现。
        针对具体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印度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与有关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如为保护海外劳工的利益，印度与东亚、中东和欧洲一些国家签订了三种不同的劳工协定或备忘录。[11]印度也与孟加拉国、中国、印尼、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等亚洲劳务输出国开展信息交流，协商如何保障有关劳工法规的贯彻实施。[12]为确保商品出口市场，印度根据WTO的规则与东盟、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为确保能源供给，印度不仅与能源生产国签订合约，而且也与一些能源竞争者开展合作。比如印度与中国在苏丹、叙利亚、哥伦比亚等地就开展过能源合作。[13]
        在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方面，印度是参与国际组织最积极的国家之一。通过建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印度力图确立在南亚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通过加入东亚峰会，印度要确立亚洲大国的地位，并试图制衡中国；通过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印度试图建立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确保在中亚的能源利益，并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通过海合会，印度试图保障其在中东的出口市场和能源供给渠道；2008年，印度还倡议创建了印度洋海军论坛，以实现在印度洋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14]对于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地区，印度十分注重利用多边机制来维护和促进其利益。冷战后，印度在1996—1997年间，与非洲统一组织（OAU）、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等都建立了联系。[15]自非盟成立以来，印度作为对话伙伴定期参加其各种会议，尤其是非盟峰会，积极参与非洲的发展与建设。印非峰会得到了非盟的大力支持。通过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印度可以全方位推进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打造新型的印非战略关系，并将对非经贸战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印度还与巴西、南非共同组建了印度-巴西-南非三边对话论坛，印度不仅想通过三边合作促进三国乃至三个地区间的经贸联系和技术交流，更重要的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外，印度还善于利用一些全球性多边组织来保护其海外利益，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英联邦”、77国集团等。在利用国际法和国际通行规则之外，印度还擅长利用这些国际组织的机制化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独特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0年斐济发生政变后，印度高调利用“英联邦”向斐济政变当局施压。[16]联合国是印度借助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诸多国际组织中的一个。联合国的价值在于它仍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印度经常利用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维护其海外利益。作为新兴大国，印度也在积极地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变革,要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变为“制定者”，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而不是做“搭便车者”。[17]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印度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在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与其他新兴大国一道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第三，运用对外援助手段。对外援助是印度保护和扩展其海外利益的传统手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为抗衡中国的援助外交，印度开始实行经济外交政策。1964年发起的印度经济技术合作项目(ITEC)就是这一政策的反映。[18]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印度已经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新施主”（New Donor），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的援助国之一，它积极利用对外援助来实现其贸易和政治目标。[19]
        印度对外援助的地域性特点非常鲜明，首先向周边对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提供援助。在周边国家中，不丹和尼泊尔是传统上接受印度援助较多的国家。[20]但自2002年以来，阿富汗成为接受印度援助最多的国家。目前印度在阿富汗已投入了12亿美元，是排在美英日加等西方国家之后的第五大援助国。印度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对阿富汗的介入力度之深，任何发展中国家无出其右。[21]
        印度对外援助的另一重点地区是非洲。进入21世纪，印度大量增加对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2002年，印度政府发起了“聚焦非洲计划”（Focus Africa）；2003年发起旨在援助非洲、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发展计划”（India Development Initiative）；2004年3月，又同8个西非国家建立“印非技术经济协作运动”（“TEAM-9”计划）；随后，印度又宣布提供2亿美元装货后即付现金（LOC）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2004年，印度总统卡拉姆提出“泛非洲电子网络连接计划”（E-Network），印度捐资10亿美元，通过卫星和光纤网络将非洲53个国家连接起来，以促进远距离医学和远程教育的发展。在第二届印非论坛峰会上，这一计划成为重点推进项目之一。印度还向非洲派出许多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和官员。[22]印度也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军事培训。[23]通过教育和培训所建立起来的人脉资源对于维护和扩展印度海外利益具有特殊意义。
        第四，运用军事手段保护海外利益。自独立之后，在其境外使用武力就是印度对外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当印度感到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对邻国动武。[24]冷战后，印度对外使用武力的次数显著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不会在将来再次对外使用武力。印度的对外武力投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软军事力量”的投放，包括：（1）保护海上运输线的安全：贸易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因此保护印度洋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非常重要，印度已将军舰部署到亚丁湾，以阻止海盗劫持往来的商船。（2）非战斗性解救行动：1991年海湾战争时印度派军舰从海湾地区撤侨；2006年印度海军从黎巴嫩撤侨；2011年，印度从利比亚撤侨。（3）人道主义救援：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印度海军派出舰船和海军官兵解救受灾者，并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受灾人民提供紧急电力和淡水援助。[25]（4）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印度参加维和行动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维护海外利益，近年来，印度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就有维护能源安全、商品市场和在非印度人利益的考虑[26]。截止到2011年10月，有8093名印度军人和警察部署在民主刚果、科特迪瓦、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等非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27]
        二是“硬军事力量”的投放，包括（1）炫耀武力：在某个地区进行象征性军事部署，以表明其政治利益所在，或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和意向。最近几年，印度在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波斯湾进行过几次高调的军事部署和演习。[28]（2）施加压力和威慑：2009年，印度与马尔代夫达成协议，马尔代夫允许印度海军在其境内建立26座海岸雷达，与印度海岸雷达系统联网，监控往来于印度洋的各国船只，印度海岸警卫队对马尔代夫进行定期巡航，以提防可疑运动及船只。[29]（3）军事惩罚：2008年11月18日，在亚丁湾护航的印度军舰击沉海盗船。（4）武装干预：印度曾在1971年出兵肢解巴基斯坦；在1988年武装干预过马尔代夫境内的政变。（5）征服：1975年，印度吞并了锡金。虽然最后两种“硬军事力量”投放形式在冷战后没有出现过，但在印度独立后的历史中发生过，并且不止一次。冷战之后之所以没有出现后两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能力不足。[30]
        第五，运用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量。冷战后，印度开始有意识地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作为多元化民主大国的新形象，在国际舞台上标榜自己是多元的民主社会。在西方和印度媒体热炒所谓“龙象之争”的背景下，印度的这一做法显得尤其诡异。印度在海外利益保护中凸现民主价值观的作用，可能不仅是出于现实利益竞争的需要，更有可能是着眼于长远战略考虑。首先，印度将推广民主视为深化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外交资源。[31]印度总理辛格与美国总统布什于2005年建立了印美“全球伙伴关系”，并就“全球民主倡议”取得一致，两国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同年，印度加入联合国民主基金（UN Democracy Fund），这是一个促进建设民主框架和保护人权的机构。到目前，印度已经向这个基金支付了2500万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助国。[32]其次，印度所采取的推广民主的措施，不仅是要向发达国家展示它对推广民主的兴趣，而且还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多元民主治理模式，印度通过一些经济、教育和对外援助手段向一些国家灌输民主和人权观念。最近几年它在ITEC等援助项目中嵌入了民主推广项目，向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诸如组织选举、独立司法、出版自由，以及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帮助，[33]以扩大其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但与西方国家不同，到目前为止，印度在向其他国家推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主方面非常克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咄咄逼人。与其安全关切、经济与贸易问题，以及能源供给安全在外交政策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目前推广民主还处于相当低的位置。[34]在决定是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运动问题上，印度总是以其战略和安全利益为准绳，而不是根据民主情感决定。[35]
        第六，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印度公民社会发展比较成熟，存在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行业协会、智库等非政府行为体，它们中的很多都与国际社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与印度政府各部委之间也关系密切，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方面成为印度政府的得力工具。比如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积极促进印度私营企业与非洲企业建立机制性关系；而印度-非洲工商会（Indo-Af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ies）是与非洲具有密切联系的印度商人组织的一个论坛，为推进印度和非洲的商业和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机制性纽带。[36]印度政府非常支持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如印度外交部和商工部都曾经支持举办印度智库与外国智库之间的国际会议或者印度工商联合会举办的促进印度企业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的国际会议。[37]印度利用商会和智库作为外交机制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部门功能的不足，在开展“二轨”对话、减少外国对印度企业实施经济惩罚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印度前大使基尚·拉纳（Kishan S. Rana）认为，印度这种“印度公司现象”的传统是独特的，印度外交部门应加以机制化并大力推广。[38]
        此外，印度还善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来维护其海外利益。全球各地有许多NGO是为印度的利益服务的，有些NGO与印度政府间有一些外界说不清的关系，比如全球海外印度人组织（GOPIO）。从2003年9月22日GOPIO致时任印度外长辛哈的信中，可以看出印度政府与GOPIO之间关系密切。印度政府非常清楚GOPIO的活动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曾为GOPIO为印度和海外印度人所做的卓越贡献鼓掌叫好。[39]正是这个GOPIO，在斐济政变问题上曾积极游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英联邦”对斐济采取行动。[40]
以上是印度为保护其海外利益所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和手段。由于海外利益的性质存在差别，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的过程中，对途径和手段的选择各有侧重，但一般常综合运用多种保护手段。
二、对印度海外利益保护的评估
        从总体上看，印度采取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和手段所产生的结果对印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推动了印度海外战略和政治利益的扩展。在南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推出“古吉拉尔主义”，并大力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以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展示“大哥”形象。[41]2001年后，借助美国的反恐战争，印度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作为重点战略关注对象，在阿富汗全面增强印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以对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包围。现在，阿富汗成为接受印度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与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巴基斯坦认为自己被“两个敌人”夹在了中间。[42]在印度洋和大周边地区，印度除大力发展海军，在印度洋及周边海域频繁进行军事部署、以保护航道安全和加强战略威慑外，还通过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国际组织巩固其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美国、日本、中国等区域外大国都不是印度洋海军论坛的成员国，中国甚至连观察员都不是。无论印度洋海军论坛最终成效如何，印度的行为至少表明了它要成为印度洋地区“不引人注目的支点”和扮演“权力平衡者”角色。[43]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印度通过“东向”政策，并通过强调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身份与美日等国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介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事务，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和东亚峰会成员。此外，印度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海合会、非洲联盟、印度-巴西-南非三边对话论坛等地区性或跨地区性国际组织与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反恐、能源、贸易，以及联合国改革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全球层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成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得到提升。印度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确认，由此进一步激发了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
        其次，促进了印度海外经济利益的发展。在贸易进出口方面，印度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通过与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合作，通过对外援助，以及利用民间力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障对外贸易安全，使印度对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根据统计，2000-2001年度印度对该地区贸易额约为34.35亿美元，其中出口18.22亿美元，进口16.13亿美元；到2010-2011年度，贸易额升至423.43亿美元，其中出口162.81亿美元，进口260.62亿美元，10年增长10多倍。[44]
        在获取能源方面，2010年，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45]中东石油占印度进口石油总量的70%以上，印度积极发展同海合会和中东等地区产油国的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印度洋航道安全。伊拉克战争后，印度着重推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非洲成为继中东之后的印度第二大能源来源地，2010年印度从非洲进口的石油约占其进口总额的22%。[46]此外，印度还从俄罗斯、里海地区、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拉美获取能源。印度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发展援助、武器装备和政治支持等，换取对能源项目的投资。现在，印度国有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额超过130亿美元。[47]为避免石油进口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印度与中国在苏丹、叙利亚、哥伦比亚等地还开展过能源合作。[48]
        在对外投资方面，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从2005年左右迅速增加，从2004-2005年度的26亿美元[49]迅速增加到2008-2009年度的179亿美元，2009-2010年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降为144亿美元，[50]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海外并购的形式出现的。著名的案例有塔塔钢铁收购“康力斯”，塔塔汽车收购“捷豹”和“路虎”等。印度海外并购主要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当然，也有许多投资流向亚非拉地区，如印度企业对非洲进行直接投资的兴趣就很大，投资额从2000年的2.4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4亿美元。[51]印度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今后还将迅速发展。印度所采取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为印度海外投资铺设了道路，提供了保障。
        第三，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增强了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的认同感。随着印度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日益增多的印度人出国经商、旅游、考察、交流，带来许多利益保护问题。此外，印度还有2700万印侨（NRI）或印裔（PIO）散布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印度的海外劳工大约有500万人，其中90%在海湾国家和东南亚工作，[52]这些人的合法权益也要求印度给予保障。印度保护海外印度人的措施使他们对印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印度从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好处：首先是海外印度人侨汇和对印度国内投资的增加。2010年印度的侨汇收入达550亿美元，[53]约占其2800亿外汇储备的1/5，为全球侨汇收入最高的国家。2000-2009年，海外印度人对印度国内投资规模扩大，约投资40.88亿美元，占同期印度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77%，比1991-2000年间有所上升。[54]
        除投资和汇款外，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还有更大、更直接的贡献，其主力军是在欧美的新移民和高科技“劳工”。印度软件业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们的贡献。现在，印度软件产业占GDP 的比重达到5%以上，占出口的比重达到16%以上。印度软件外包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印度经济的腾飞。[55]再者，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一项重要的软实力资产。他们不仅在当地保留和传播印度文化和宗教，而且许多海外印度人在所在国家已经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斐济和毛里求斯等国，印裔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印裔美国人在美印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强大的游说作用。[56]这对印度在全球扩展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向世界展现了印度作为民主、多元的新兴大国的形象。在印度采取的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措施和手段中，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量一直贯穿其中。有学者认为，印度在联合国所采取的推广民主的措施非常符合其外交形象及其多边主义传统。[57]在对外援助方面，印度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融入对外援助项目之中，既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推广其发展模式，还可以堵住西方国家之口。印度还善于利用民间力量来维护和扩展其海外利益，这也是印度在海外投资和并购时没有遇到像中国所受到的那么多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和政治歧视的重要原因。此外，印度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参加联合国维和等一些海外利益保护行为也赢得了很多国家人民的尊重。
        印度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和手段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印度在海外战略和政治利益的保护方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缺乏包容性，反而会造成海外利益受损。比如印度企图通过对阿富汗进行全面渗透，从而从战略上包围巴基斯坦。但它在阿富汗的渗透引起了一些当地势力的不满，2010年2月26日，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发动了一次对印度人的袭击。[58]再如在印度洋安全问题上，印度对区域外大国的排斥不仅不利于打击海盗，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而且容易引发军备竞赛，使印度洋安全局势恶化。其次，印度虽然建立了海外利益保护高层协调机制，但印度政府官僚主义和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弊端使得印度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行动迟缓。在2011年2月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中，虽然海外印度人部、外交部等各部委协调合作撤侨1.8万人，但印度政府因未能像中国一样迅速从利比亚撤侨而在国内面临批评。[59]
三、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从利比亚撤侨等海外利益保护案例来看，印度在处理突发海外利益保护事件中的反应和动员能力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总体来看，印度所采取的一些海外利益保护手段对于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从印度所采取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和手段上看，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不仅着眼于具体海外利益，如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印度人的权益、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等，而且着眼于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即在地区和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可以说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和手段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海外利益也在向全球扩展，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多，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领域性挑战，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战略作为指导，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将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杂乱状态。同时，这也意味着海外利益保护需要国内各部门之间继续加强协调，向协调机构机制化和对外决策科学化方向前进。
        另外，国内一些学者在界定中国国家利益时强调其国际合约属性，这样界定的海外利益涵盖范围不免过于狭隘，显然不符合中国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这么讲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遵守国际合约、不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当然还要奉行和平发展战略，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鉴于中国发展之快与世界形势变化之快，及许多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已经不能反映当今国际格局的现实，我们在界定海外利益及发展海外利益保护手段时，都需要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眼光。
        其次，在印度保护海外利益的诸多手段中，对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利用国际机制和通过对外援助、民间力量维护和拓展其海外利益的一些做法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对中国具有借鉴或者警示意义。
        注重军事和国防是印度崛起之路的重要特点，利用武力维护国家利益是印度对外政策的传统，尤其是在其周边地区。今后在其海外利益保护问题上，印度仍将会运用军事手段。对于中国来说，我国一向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将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作为国际交往的准则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发展军事力量作为保护海外利益的必备手段。中国能源通道、贸易通道、海外人员都受到过海盗、劫匪、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军事强权的威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对上述国际不法势力形成威慑，必要时至少能够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伤害和向他国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为避免“中国军事威胁论”和印度在保护海外战略和安全利益时缺乏包容性的麻烦，我国可以采取与其他国家开展军事和警务合作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只有中国拥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具备了可以单独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时，有关国家才会愿意与中国合作。中国尤其需要与周边国家和处于重要战略通道的国家进行安全合作，共同保护能源通道、贸易通道的安全。湄公河护航行动是此类国际合作的最新尝试。
        印度在海外利益保护中比较重视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作用，与中国相比，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二是印度非常重视与一些重点地区的地区组织和次地区组织发展关系。中国虽然也将多边国际机制作为重要的外交舞台，但相对而言，在海外利益保护中更加重视双边的作用。在联合国维和方面，中国迄今为止主要提供一些民事、医疗和工程建设人员，还没有派出战斗部队，今后应适当考虑在此方面有所进展，尤其要多参与在非洲和中国周边地区的维和行动。这不仅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而且有利于维护中国在维和行动所在地区的利益。
        在与地区组织发展关系方面，中国并不比印度落后，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重视加强经济联系，而印度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人文联系等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视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内大国的互动，中国在这些方面相对欠缺。通过经济纽带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结成利益共同体，但通过价值观念、人文传统等纽带可以结成价值观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将随着共同利益的消失而解体，而价值观共同体则可长久存在。
        印度还善于利用民间力量来维护其海外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力量的不足。中国私营部门的社会组织程度远远不如印度，公民社会发展不足，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政府还无法将民间力量作为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中国也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效接洽的途径。今后需要加大投入，特别是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外援助也是印度维护其海外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印度对非合作项目中，教育和培训占据最重要地位。中国的对非援助虽然也有大量的教育和培训内容，甚至数量和投入不少于印度，但效果并不突出。中国主要还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资援助为主。教育和培训传输的不仅仅是技能和知识，还有理念和价值观，还储备了人脉资源，这对于印非长远关系的发展和印度海外利益的保护是有利的。
        最后，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中有一点应当引起中国的警惕，那就是将来民主价值观在印度海外利益中的重要性可能会上升。随着中印两国同步崛起的趋势增强，将来印度可能会从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推广民主的问题，这将对中印关系和中国海外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海外政治和战略利益，而且会影响中国海外经济和文化利益。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发展硬实力来维护国家利益，还需要发展软实力来吸引别人，以及高举道义的旗帜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与世界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必须成为“大国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楷模，也必须成为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理想国度。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