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不断调整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与策略，正逐渐从早期策略性介入南海问题的大周边外交向更侧重战略性部署的印太战略转变。大周边外交强化了印度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直接介入南海地区油气合作。但大周边外交可能导致重大的消极战略后果，特别是其蕴含的制衡中国倾向。因此，在南海争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印度逐渐转向更具战略性和更为宏观的印太概念，将南海问题纳入更大的印太战略中，进而不仅可实现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性部署，也可通过某种政策模糊性实现左右逢源。尽管值得高度警惕，但考虑到南海问题在印度整体战略中的优先度不高，因此其未来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法可能仍以政策模糊性和争取左右逢源为主要特征，中国需要抓住中印关系的主要矛盾，将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范围和后果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日益强化其介入南海地区的战略与策略。更多从避免直接制衡中国、维护中印关系大局的角度出发，印度往往使用大而化之的概念来表述其南海战略，试图隐藏其真正的战略意图。过去十余年里，印度的南海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词汇展开，即“大周边”（Extended Neighbourhood）和“印太地区”（Indo-Pacific）。大周边外交更多是印度与诸如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接触，进而策略性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段。由于极易招致中国的不满，印度在南海争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逐渐采用印太概念，通过发展更为宏观和战略性的印太战略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性部署。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这一新动向值得中国密切关注并予以恰当应对。
一、大周边外交下印度对南海问题的策略性介入
大周边外交是印度介入南海的基本路径，也是最直接的路径，印度通过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联合军演、在南海问题上直接“发声”等方式，表达其在南海区域存在的诉求。
印度外交中的“大周边”概念是在2000年被提出的，用以指代在南亚地区之外、印度认为关系到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地缘区域。印度前外长亚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在2004年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印度大周边是指从南亚一直延伸到南海的区域。”[1] 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在2006年担任印度外长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印度目前的外交政策将建立在更加广泛的视野上，从以前的近邻扩展至大周边。”[2] 这种战略思维也在印度2007年出版的《印度海军战略》中有所体现，该书把南海地区界定为对印度“有战略利益的”深蓝水域。[3] 有分析指出，印度大周边概念暗含了印度的战略部署，无论是经济、军事或是文化方面，大周边成了印度的“概念保护伞”（conceptual umbrella）。随着印度逐步崛起，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日益上升，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印度地缘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印度感到传统的南亚地缘安全已经不能满足其新的经济安全利益，印度面临该如何将“大周边”从文字术语变成实践行为。[4] 另一方面，也有印度分析家质疑大周边的实用性，指出“印度与大周边的交往还是没有给印度经济及安全带来实惠”。[5]
印度外交部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表述为，“南海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间的问题。印度并非其中之一。印度相信相关国家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已经在多个场合重申过，印度支持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权，支持与国际法规定相一致的通行及自由开展商务活动的权利，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海事争端。这些原则应当被所有国家所遵循”。[6] 其中，“和平解决争端与航行自由”是印度最为强调的，也是其介入南海问题的依据，即：尽管不是南海国家，但印度拥有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和开采权。
于是，东南亚国家成为印度大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对象，越南在其中拥有最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在南海油气资源上的合作。2011年10月12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印度，商议加大投资以及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随后，越南石油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油气领域的合作协议，并计划共同开发位于南沙群岛的编号为127和128的两个油气田区块，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获得越南方面在当地进行勘探的所谓“许可”。印度外交部声称，由于越南已经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第127号和128号油气田做出“主权声明”，因此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根据该文件，决定与越南方面进行油气开发的合作。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还将与越南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产品分成合同，印度的份额为45%。这将是印度政府海外最大的投资项目，达2.28亿美元。[7]
2013年7月10—12日，越南外长范平明（Pham Binh Minh）访问印度并会见了印度外交部长胡尔希德（Shri Salman Khurshid）。双方举行了第15次联合委员会会议，印度不仅承诺为越南提供用于基础建设的信用贷款，还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国防采购贷款额度，这在印度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在会后的媒体见面会上，越南再次强调对印度“东向”政策的支持，希望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双方就南海和东海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联合国法律所规定的公海航行自由不容侵犯。[8]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PCS）研究人员潘达（Rajaram Panda）认为，这是印度在向外界传达其将继续介入并参与越南中部海上富庆盆地（Phu Khanh Basin）勘探与开发的信息。[9]
随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13年11月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及8份谅解备忘录。印度再次强调越南是印度实施东向战略的重要支柱，双方重申了不久前所达成的各种协议，并承诺在防务领域强化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印越联合声明特别强调，南海航行自由权不应受到阻碍，希望有更多的国家承诺遵守并执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将在保证航线安全、海事安全和打击海盗等方面进行合作。[10] 更重要的是，印越再次签订了在南海地区的石油开采协议。根据协议，越南将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7个石油区块用于勘探和开采，包括3个独立开采区块。石油勘探备忘录有效期为3年，但具体位置并未对外公布。据媒体报道，越南提供给区块为第17、41、43、10、11—1、102和106/10区块。据称这些区块不在越中争议海域内。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常普里尼特·考尔称，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早在1988年就参与南海石油开采活动；印度一再重申，印度与越南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采项目纯粹出于商业目的而不带任何政治诉求。[11]
尽管如此，印度在中越南海纷争凸显之际介入南海事务无疑是不明智的，印度国有石油公司一度由于“技术原因”和勘探失败退出南海128号油气区块勘探，但在越南方面不断的劝说下还是继续坚持了南海的油气开发。从印度与越南的交往过程中，可以发现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除了在坚持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外，对介入南海油气开发是存在疑虑的，既有开发海外油气资源满足印度国内油气需求的现实考虑，又在获取油气资源和尽量避免直接与中方立场相冲突的两端摇摆。
除了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有交集外，印度还与另外一个南海声索方菲律宾有交集。2013年10月，印度外交部长访问菲律宾，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再次表达了要在南海地区自由航行的权利及在国际法框架下和平解决的南海纷争的意愿。[12]
除此之外，印度与东南亚国家还持续进行了多年的海事合作，包括军舰访问和军事培训。除了常规的每年一次的“米兰”联合军演外，印度还不断加强其他非常规军演。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印度海军高帆训练舰（Ins Sudarshini）在东南亚国家海域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航行，从印度南部港口科钦（Kochi）出发，先后途经并访问了印尼巴厘岛的巴东（Padang）、苏拉威西岛东北部港口万鸦老（Manado）、文莱的麻拉港（Port Muara）、菲律宾的宿务（Cebu）及首都马尼拉、越南岘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城（Sihanoukville）、泰国曼谷、新加坡、马来西亚巴生港（Port Klang）和缅甸的实兑，共计对9个国家11个港口进行了访问，该次航行由印度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组织，印度称该“历史性航行”将加强印度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印度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和文化连接。[13] 2013年5月4日起，由印度东部舰队司令阿基特—库马尔（Ajit Kumar）少将领导的小型舰队先后访问了马来西亚巴生港、越南仙沙港（Tien Sa Port）和菲律宾马尼拉港，于6月末返回印度。[14] 在为期4天的对马来西亚访问期间，印度海军与马来西亚海军进行了联合军演。[15] 在为期5天的对越南访问期间，除了进行文体交流活动之外，印度海军还与越南海军第3海区的官兵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海上搜救演习，印度期待今后与越南海军有更高水平的联合演练。
二、从大周边外交到印太战略
显然，印度大周边框架下的行动往往与中国的利益诉求相碰撞。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也是印度大周边的战略范围，但两国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疑虑使得印度的大周边外交具有明显的制衡中国倾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印太地区的强调可使印度构建更广阔的行动范围和话语空间。
2013年是中印关系长足发展的一年。两国总理实现了年内互访，有评论认为中印两国正在从“共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这将有力地推动两国逐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范围内有一定的示范作用。[16] 同时，2013年中印恢复了暂停5年之久的联合军演，军事互信逐步恢复。但双方在互访时始终没有提过南海问题。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后中印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切实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17]，但这一表述既可以理解为指代印度洋，也可以理解为指代南海。2013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中国，旨在改善中印关系，在议程中也没有把南海问题作为一个重点，双方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海洋问题。[18] 但在辛格到达北京之前，印度外长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表达了对南海问题的一种较为缓和的态度，称“中菲海域纠纷是两国双边事务，印度不会干预”。[19] 这一言论与中国一贯主张的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相符，但却与印度一贯声称的遵循国际法多边解决的立场相悖，更与同月辛格在东亚峰会上的发言相矛盾。与此同时，在辛格访问北京期间，印度外长胡尔希德展开了他的菲律宾之行，并在与菲律宾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使用了“西菲律宾海（West Philippine Sea）”指代南海有争议海域，[20] 被认为打破了印度以往使用“南海”一词安抚中国的做法。但胡尔希德坚称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印度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出发点，支持菲律宾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南海争端。”[21]
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有意无意的摇摆立场体现了其在南海问题上大战略的缺失，大周边表述只能为印度的南海行为带来外交性解释，但却难以实现实质性进展，且激发了同中国的矛盾，这并不符合印度长远的战略利益。印度发现，依靠大周边的战略术语不足以表达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诉求。大约自2007年以后，印度开始频繁使用“印太地区”概念以替换“大周边”的表述。可以认为，这是继“大周边”之后更具战略意义的表述，它把印度从既有的大周边外交表述扩展至多国认可的印太概念，宏观上强化了印度的战略主动性。印太地区的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则是由印度学者首先使用。2007年，印度学者格普利特·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在《战略分析》杂志发表的《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被认为是印度学术界正式使用这一概念的标志。2011年11月，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表题为《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的研究报告，建议美澳印举行三边对话，推动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助于经济政治稳定、安全、自由开放贸易及民主治理的秩序。该报告的出炉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印太概念获得三国学界普遍认可。[22] 近年来，作为一个政策术语，印太概念开始在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官方场合使用，印度和澳大利亚更对这一概念进行多次推广。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梅卡福（Rory Medcalf）表示：“近年来，印太地区依次被多次运用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官方文件中，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地处两洋，这样的表述符合三国的天然利益。”[23] 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也指出：“印太地区包含从印度洋到中西部太平洋的广袤水域，随着中印在全球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印太地区一词开始逐步被使用。”[24]
尽管多国学者对印太地区做了自己的界定，但其具体指向范围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概念的兴起包含更多的地缘政治内涵，即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及其周边区域纳入亚洲的战略关切，弱化以往亚太概念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
就南海问题而言，印度使用印太地区概念是试图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印度的战略重点虽然在印度洋地区，但印度洋利益的维护涉及印度洋—太平洋的连接区域，即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连接区域，该区域是印度的利益关切，位于其中的南海当然也被纳入其利益圈。另一方面，印太地区概念的使用也体现了印度长期以来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想借助外力对中国进行力量平衡，莫汉撰文称：“中国在南海地区占主导，并开始不断在印度洋地区现身，印度必须在印太地区与美日澳等合作以抗衡中国。”[25]
从大周边到印太地区，印度不断调整其外交术语和战略维度，试图为其介入南海问题创造更多的“合理性”及战略支撑。一开始，印度在大周边话语下注重加强同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的联系，持续介入南海问题，但引起中国的不满，加剧了地缘争端；近年来，印度开始经营“印太”概念，更多地把南海问题纳入到更大的战略框架下，并不断争取美澳日的支持，逐渐发生从策略到战略的提升，重塑其在南海地区的存在。
随着印度开始将其战略重心转向印度洋地区，同时在大周边外交处于相对被动的处境下，印度逐步转向印太战略，通过连接两洋区域，为印度的南海行为寻找战略方向。2013年印度外长在第六届消费者权益团体（Consumer Unity & Trust Society）年会上的讲话就清楚地表明：“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周边不断扩大，从伊朗到阿富汗，从中国到东盟，现在不仅包含东盟，更包括了太平洋地区，故我们已经开始使用印太地区一词”。[26]
印度通过在印太海域进行战略部署、升级军备和参与国际机制等方式，重新布局其在南海的力量投射，这首先表现为印日关系的迅速升温。2013年5月27—30日，印度总理辛格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强调要深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再次强调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自由航行和自由开展商业活动的权利。[27] 在访日期间的一次演说中，辛格指出印度“东向政策开始的时候是以经济为主导，发展到现在具备了战略意义，印度在政治上已经与东盟国家紧密相连。”他还指出，考虑到印度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确保海上路线的开放与自由至关重要。[28] 值得注意的是，辛格的日本之行距离印中两国在拉达克的紧张对峙不过6周，距离中国总理李克强结束对印访问仅仅一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在向中国发出强有力的信息，表现出对暂时平息的边界局势及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同年12月，在日本天皇访印之际，印度向其表达了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亚洲的愿望，并表示印度更乐于使用“印太地区”一词，希望未来的亚洲建设能够包含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力量。[29] 2013年12月2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印度南部第二大城市金奈市的近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比2012年的第一次军演更加注重实战，旨在确保海上航路安全和提高战术方面的技能。[30]
其次，印度积极拉拢澳大利亚试图共同推广印太概念。2011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密斯（Stephen Smith）造访印度并与印度防长安东尼会面时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和印度都一致认为，海域争端问题不应一直以中国为中心来讨论，因为其他国家和组织也面临同样的问题。”[31] 印度和澳大利亚都不是南海地区国家，在南海政策上都同样存在模糊性，故印太框架更能为两国提供较为实际的战略性选择，两国在印太问题上的默契度最高。
第三，印度在印美互动中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尽管印太概念偏重于美国，但印度希望保持独立的行动能力，因此双边互动中并不直接涉及南海问题，仅在海军合作方面有所讨论。2013年5月，美日海军官员前往印度就联合演习展开磋商，但印度方面认为鉴于中方对联合演习较敏感，应改为美印或日印的双边演习，最终决定撤出关岛演习。[32] 印美间定期的代号为“马拉巴尔”（MALABAR）常规海军联合军演因2007年时有澳、新、日、美参加而引起中国不满，此后印度降低了其他各方参与演习的规模。尽管声称规模削减主要出于预算考虑，但有观察家认为，这更多是为了缓解中国的疑虑。[33]
三、印太战略下印度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性部署
尽管政策尚存在摇摆、战略尚在形成过程之中，印度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的战略和新近推出的“印太”表述有着自己确定的战略部署。可以认为，在东向政策的总体框架下，印度正从大周边表述转向印太概念。进入2013年后，印度在印太地区逐步展开其战略性部署，从安达曼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的升级与东盟国家的舰船访问及联合军演，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和策略都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快军事基地建设与升级海军军备
印度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将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由印度洋地区扩展到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地区，印度认为实施该战略的关键是海军。虽然拥有印度洋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印度仍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2013年11月16日，印度第二艘航母“维克拉马蒂亚”号正式由俄罗斯交付，尽管已经延迟了5年，但仍极大地提升了印度的信心。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在航母交接仪式的致辞中表示，“第二艘航母的启动无疑会大幅度提高印度海军的整体实力及远洋能力。”[34] 印度海军前参谋长苏希尔·辛格（Sushil K. Singh）也认为，新航母的交付将改变区域内的战略布局，而这也必将引起中国的注意，因为中国在印度洋有重要的能源利益。[35] 该航母驶回印度后，停靠在位于印度加尔瓦尔港（Karwar）的卡达姆巴海军基地（Kadamba Naval Bas）。[36] 如果印度将该航母战斗群部署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印度东部舰队，就意味着印度具备了对南海区域的干预和打击能力。
为配合其“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建立，印度陆续向俄罗斯租用核潜艇，其中第一艘查克拉（INS Chakra）号已于2012年4月部署。尽管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其引进仍将大大加强印度海军的深海作战能力；[37] 因此，印度于2013年10月决定租借第二艘。[38] 印度目前正在测试其国产核潜艇“歼敌者”（INS Arihant）号，预计将在2014年底完成所有测试并正式巡航。印度海军参谋长维尔马上将（Nirmal Verma）表示，一旦“歼敌者”号核潜艇出海进行“威慑性巡逻”，就标志着印度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准备就绪。[39]
除了增加军备外，印度加强军事力量的另一动作是加快军事基地建设。早在2012年7月，位于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坎贝尔湾（Campbell Bay）的巴阿兹海军航空站（INS Baaz）就已经正式启用，成为印度海军最南端的海军站。正如印度海军参谋长维尔马上将所指出的，巴阿兹海军航空站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它不仅使得印度在孟加拉湾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还成为印度面向东南亚和东亚的窗口，可利用商船向东南亚地区输送战略物资。[40] 为了加强该战略要塞的能力，印度从2013年起开始扩建机场，[41] 预计到2016年实现升级配置。[42] 升级完成后，印度在尼科巴群岛就完成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它将“以坐落于布莱尔港的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简称东方海军司令部）为轴心，以安达曼岛、尼科巴群岛及坎贝尔湾为侧翼，配合不断推进的海上联合演习，以及逐步深入的与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海军交流，实现与东南亚国家的深入合作”。[43] 印度海军认为通过巴阿兹海军航空站的开启及该基地的升级改造，将使印度有力掌控印度洋通往马六甲海峡及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的战略要道。同时，为强化对孟加拉湾及东印度洋海域的控制，印度政府正式将东方海军司令部的指挥权交给海军，结束此前由空军、陆军和海军军官轮流指挥的做法。
（二）增加海军军费
印度对海军投入的增加可从国防预算中得到印证。2013年，印度海军预算增长28%，大大高于印度当年国防预算12%的增长（见表1）。事实上，自2010以来，印度海军的预算增长率一直高于印度国防预算整体增长率，印度海军预算在国防预算中的比例约为20%。

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对拨付的资金有严格的限制，资金预算已签订的合同设定，只有在旧合同完成并付款后才能签署新合同。由于印度海军航母交付在2012年被严重拖延，因此占据预算重头的航母经费是顺延下来的，这意味着在2013年交付了航母费用后，印度海军实际的可支配经费大幅缩水。[44]
另外，印度国防部五年扩军计划之一是海军扩张计划。根据计划，印度海军的兵力规模将扩大近7%。印度媒体援引国防部消息说，扩军计划的重点是应对中国的威胁。[45]
（三）积极参与南海问题相关的国际机制
在自身能力的构建之外，印度还充分利用国际机制、运用印太地区概念来表达自身的南海诉求，除寻求东盟国家更多的支持外，还引入了美澳日等力量。
2012年，印度总理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讲话中称：“我们认为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不仅只是邻里或经济伙伴，更是维持亚洲地区和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因素。”[46] 2012年12月，印度—东盟纪念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峰会发表的声明宣布，印度与东盟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47] 海上安全和自由贸易是此次峰会的亮点，印度和东盟承诺在政治和安全等若干领域里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包括保证更大的海上通道航行自由，即确保在附近海域的自由贸易。印度前外交部长以及知名人士小组的共同主席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指出，“本次峰会标志着亚洲出现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的转折点，为印度在该地区承担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48]
2013年的东亚峰会提前引起各国关注，因为部分国家希望将南海议题列为峰会的主要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很早就计划出席东亚峰会并试图通过本次会议促进东盟和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重申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会议开幕前中国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立场，即“域外国家的介入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共识和互信”。但日本、越南等国仍利用东亚峰会提出南海问题，印度总理辛格则再次表达了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支持。[49]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印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法正从大周边外交下的策略性介入逐渐转变为印太概念指导下的战略性部署，这必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就中印关系而言，双方最核心的分歧是领土纠纷、军事互信、贸易不平衡、巴基斯坦问题等，南海问题并不在其中。对印度来说，南海问题不涉及其核心利益。尽管以航行自由为口号，但南海问题对印度而言只是在东向政策和制衡中国这两个方面有意义。事实上，南海问题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优先度不高，这一事实决定了印度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演变。一开始，印度介入南海争端仅仅为了拉拢与中国有矛盾的南海各声索方，以达到对中国施压的目的；但随着印度逐渐发展这一策略不具可持续性，基于策略性介入的大周边外交逐渐被修改并提升为战略性部署的印太战略，通过构建印太战略弧，引入外部力量，分散矛盾。总体而言，印度更多会在南海问题上选择性介入，并可能选择一种模糊性政策以争取左右逢源。
南海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因此需要高度警惕印度在南海问题上介入形式的变化及其长期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也不应过于敏感。一方面，中国对印外交的重点是解决领土纠纷、军事互信、贸易不平衡、巴基斯坦问题等，努力争取印度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维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保证中印关系不走向对立和对抗。另一方面，鉴于中印之间存在领土纠纷和印度民间对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试图使印度出现对华友好的外交格局也需要长期的耐心。基于这一整体格局，任何阻止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尝试都可能既不必要，又代价高昂。因此，只要中国抓住中印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加快推进印度洋战略的实施，印度对南海议题的影响、南海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都将是有限的。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