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南非总统祖马突然进行内阁改组，广受市场好评的财政部长普拉温•戈尔丹成了主要受害者，而此前戈尔丹被看作是反腐先锋和祖马在内阁中的头号对手，被认为是祖马亲信之一的马卢西•吉加巴担任了新财长。

        数月来，南非的主权信用评级一直因政治环境因素存在被降级的风险，而这次内阁改组也马上遭到了金融市场的严厉惩罚。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在4月3日晚下跌了2%，而此前自3月30日以来兰特对美元已经贬值了5%。评级机构穆迪此前给南非的评级为高于“投机级”两个档的Baa2。该机构于3日晚宣布将南非评级展望调为负面。

        作为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南非的信用评级则被另一家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普列为BB ，这是“投机级”的最高级别。标普的理由是南非充满了“政治和政府机构的不确定性”。标普在一份公告中指出：“祖马总统推出的政府改组给经济增长和预算稳定的前景带来了风险。”

        南非由此成为金砖五国中继巴西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主权信用评级沦为“垃圾级”的国家。之前，俄罗斯和巴西已坠入垃圾股。状态最差的是巴西，自从2014年被评为垃圾股之后，就一直也没能解脱出来。

主权信用评级对发展中国家的考验

        主权信用评级对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一国良好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其吸收外资经常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惠誉（Fitch）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研究报告称，主权信用评级对非洲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产生重大影响。1995年至2011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权信用评级通过吸引外国投资为评级国家GDP贡献两个百分点。

        但如果国际评级机构对某一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不断下调，极可能会降低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该国经济的信心，甚至引发经济波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公司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后，希腊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评级机构的这种评级下调，似乎已经成为了被降级国家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落井石”。去年，南非标准银行曾经对主权信用失去“投资级”的国家经济状况进行过研究。研究显示，巴西、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的主权信用失去“投资级”后基本都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经济衰退。

        不过，有学者就批评：西方评级机构对主权国家进行信用评级，建立在话语霸权和知识霸权基础之上。西方国家主导的知识霸权的主要特点是：给其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通过发布机构的民间行为体现西方国家意志。在“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外衣下，西方国家利用所谓的民间组织来推销和传播其意识形态，影响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选择，甚至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具有多年的巴西工作经验，他也指出评级机构只是从投资巴西的角度进行评级，面向的是投资者甚至是投机性资金。这些资金进入巴西的热情减少了未必是坏事，因为这些钱并不是真正用在了生产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些评级没有什么了不得，也不意味着巴西经济离开这些热钱就不行了。

        而且即使降级之后，这种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国计民生还是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南非的被降级风险实际上早就存在，近年来更成为其国内财经新闻热议的话题。而笔者因工作关系在今年1月再次去南非访问，这正好给笔者一个印证媒体、网络上所充斥的各种对南非经济发展负面报道的机会。

        笔者询问了一位租车公司的黑人司机，问他对近年来各种南非经济不好消息的报道是否感同身受？该司机来自南非邻国津巴布韦，在南非工作已10多年，从他的言谈举止等来看应该属于收入还可以的人士。他的回答倒耐人寻味：“我对那些报纸上的各种所谓经济坏消息是没有什么感觉。我感觉自己的切身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我移民南非10年来，总体感觉南非是在不断取得各种进步。”

        笔者在南非参会期间，和不少南非的知名学者、普通学生等都有所接触，但他们都没有对媒体上所报道的南非的经济困难多加强调。这也印证了笔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以来的一个切身体会，即“尽信媒（体）不如无媒”。因为有时媒体的报道会强化一些负面消息，但有时局内之人反而并不感觉到这些事情有多严重的后果。

被降级金砖国家的问题根源

        虽然西方评级机构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被降级的金砖三国的确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各种内部问题，导致其出现了经济上的较大困难。

        经济过分依赖资源出口，经济结构多元化程度不足。

        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批评，“俄罗斯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均过于依赖石油等资源。今后必须促进民间投资，重构均衡的经济结构。”相反他对印尼赞赏有加，因为尽管印尼和俄罗斯、巴西一样都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印尼没有坐享其成而是开始推进削减燃料补贴等结构改革。

        巴西、俄罗斯、南非三国都是资源出口大国，虽然各国政府也曾致力于培育新兴产业，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成效不大。尤其是如果不考虑进出口等实物贸易，而考虑高科技产业等价值链更为高端的产业，那这三国的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国内科技研发水平还不尽如人意。除了传统的资源出口产业外，新兴产业的崛起还未见苗头。

        过去经济发展的好日子反而成为“温水煮青蛙”，使执政党的改革动力及勇气严重不足。

当今世界经济进入增长动能不足的所谓“新平庸”时代，之前的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导致不少靠吃资源饭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但我们也看到，部分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金砖国家，而这两个国家恰恰也是近几年开展了大刀阔斧改革的国家。

        以巴西为例。巴西经济结构改革的最好时机是卢拉当政的时代，而巴西已经错过了。卢拉时代是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巴西经济形势非常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非常高，巴西贸易顺差也很大，许多当时推出的政策取得的成效也都很大。如果当时卢拉政府利用那个时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包括劳工制度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都是可以进行的，但卢拉政府在当时没有做。

        反过来讲，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走向疲软，巴西也深受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再进行大规模改革，外界条件和内在形势都不允许了。目前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对如何带领巴西走出困局，都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同时，也没有一位领导人敢站出来力挽狂澜。政府不作为，反对党也不想政府有所作为。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既有内部和外部原因，也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原因。2011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最初是由外部原因所致，如国际贸易下降、物价较低，以及紧缩的金融状况等。但自从2014年开始，内部因素越发重要，如生产力持续下降、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发作、政府财政预算紧缩，使其难以刺激经济活动。

        国内政治斗争拖延乃至恶化了国内经济。

        南非困境的出现，则不仅有上述的两大原因，而且国内政治斗争发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新南非以来，在现总统祖马之前的历任南非总统在15年内累计只任命过三位财政部长，而祖马自2009年就任总统迄今的8年内，就任命了5位财政部长（刚被撤职的普拉温•戈尔丹是担任过两次财政部长），每个财政部长的每届任期只有两年不到，这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政府内都是比较罕见的，这无疑加大了外界对南非财政的疑虑和担心。

        更有舆论分析指出，此次祖马总统撤换财长戈尔丹的举动更多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动机。这形同赌博之举动是因为如果他撤掉戈尔丹，可能面临市场崩溃和遭到非国大党内反对势力反攻的风险，如果他不这么做，就会显得软弱，可能会影响其在今年12月选择党领袖继任者。

        不过，笔者依旧对金砖国家总体向上的发展趋势保持看好。因为金砖国家并非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娇弱花朵，而普遍都是发展潜力巨大、国内市场广阔回旋余地很大的国家，更别提其异常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换句话说，虽然目前看起来金砖外表因为外界的风吹雨打而颜色有所黯淡，但其“金子”的底色依在，其发展的综合优势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依然没有变化。“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未来依然是可见的。

        这也是“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在一次谈到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时，依然对金砖国家相当乐观的原因。他表示“任何相信‘金砖国家’能够维持其诞生头十年内增长速度的人，都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国家。即使是在当前放缓的增速趋势下，四国加起来仍然将马上超越美国经济体的规模，并在2037年超过整个G7经济体的规模。”

文献来源：观察者网，201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