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内部构造是怎样的？

   现代潜艇在设计上普遍采用拉长的水滴外形以减小水下阻力，在获得最佳流体动力学性能的同时兼顾空间布局平衡；艇体由多个独立舱室连接的结构组成，舱室之间以隔板和水密门分隔，以提高潜艇生存能力。当某一舱室受损进水时，可以关闭舱室之间的水密门，封闭事故舱室以避免影响其他部位，艇员可以逃至安全的舱室进行自救或待援。必要时艇员需要离艇脱险，常用的逃生通道包括：前舱和尾舱鱼雷发射管、中央舱指挥室、鱼雷输送口、导弹发射筒及单人快速上浮脱险舱等部位（图1），不同类型的潜艇存在差异。

图1.潜艇逃生通道

   俄罗斯AS-31号艇是一型特殊潜艇，艇上的核反应堆可为其提供充足的动力和较长的潜航时间，有利于执行高度机密的特种深水作业任务。同时，她具有普通潜艇难以企及的1000米潜深，因此在结构设计上更加特殊。据推测，该艇主体是由7个独立钛合金耐压球体连接而成（图2）。

图2. AS-31号艇假想图

   在海洋工程学上，球体具有比圆柱体更强的抗压性能，多用于深潜器设计，但是由于加工能力的限制，钛合金耐压球体的体积不可能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舱内空间狭小。据推测，AS-31号艇的球体直径约为6米，艇内总空间约为1000立方米。据俄方公开消息，此次事故是配电盘短路引起的火灾，艇上官兵封闭了起火舱室，从而避免了火情蔓延导致艇毁人亡事故。但是，封闭舱室内有限的空气被迅速消耗，并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加之艇员未佩戴呼吸器，必然造成中毒和缺氧，这也是艇上救火官兵常见的遇难原因。AS-31号艇能够在火灾事故后避免失事沉没并返回基地，独立隔舱的结构设计功不可没。

潜艇事故有哪些救援技术？

   现代新型潜艇普遍具有潜深大、潜航时间长、水下航速快等特点，拥有水面舰艇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她也具有致命的弱点。由于潜艇自身储备浮力小，经常在大深度水下活动，艇身耐压壳体及部件承受着来自海水的巨大压力，加之水下环境复杂，一旦发生碰撞、触礁、机械故障或战损，容易失去上浮能力而沉没海底，演变为“潜艇失事”事故。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00年至1976年的77年中，全世界因潜艇事故死亡3168人，而成功脱险获救的仅有635人，占16.7%。可以说潜艇事故与潜艇发展如影随形，其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如何提高潜艇安全性，增加潜艇艇员的逃生机会。经过不断探索，逐渐发展出单人自救脱险、集体自救脱险和集体救援脱险等技术。

   1931年，英国海军“海神”号潜艇在我国威海卫海域与日本“S.S. Yuta”号汽轮相撞，沉没在36.5米海底。5名艇员使用戴维斯潜艇脱险装具（DSEA）经前舱鱼雷发射管成功脱险，这是首次使用DSEA成功脱险的案例。1939年6月1日，英国海军“西帝斯”号潜艇沉没，除3人幸存外，其余99人遇难。这次事故促使英国海军对脱险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发展出自由漂浮脱险技术。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动力潜艇日益增多，潜艇在大洋中的活动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同时也接连发生惨烈的大深度潜艇沉没事故。1963年4月，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沉没在2550米深的大西洋底，艇上129名艇员全部丧生，巨大的静水压将潜艇压碎，最大的残骸仅有2米长。1965年5月，美国“蝎子”号核潜艇沉没于3000米深大西洋底，99人遇难。1968年，前苏联一艘G级常规动力潜艇沉没于5000米深的太平洋底，86人牺牲。这一连串事故促使人们认真考虑更大深度的艇员脱险和救援问题。英国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自由漂浮脱险技术基础上研制出快速上浮脱险技术和装具。1970年，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183米深海底的“Osiris”号潜艇上，采用MK6型装具成功实施了快速上浮脱险，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海上现场脱险深度记录。此后，英国不断对该技术进行革新，已将其发展为SEISE MK11型潜艇脱险抗浸服（Submarine Escape & Immersion Equipment，SEIE，图3）和快速上浮脱险舱，安全脱险深度达到240米，测试深度可达310米。目前全世界有超过30个国家的海军采用这一技术解决方案，累计安装30000余套设备。

图3. SEISE MK11型潜艇脱险抗浸服

   除单人脱险技术以外，德国开发出在潜艇上配置漂浮逃生舱的集体自救脱险技术。逃生舱悬于浮体之下，一般由2个半球组成，一次可供40人逃生。紧急情况下，逃生舱与潜艇艇体脱离，借助浮体的浮力上浮水面（图4左）。俄罗斯现役多型潜艇也配备有逃生舱，包括已经失事的“库尔斯克”号潜艇。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研制出麦坎恩救生钟（图4右），通过与失事潜艇救生平台对接，可以将艇员营救出艇。1939年，美国首次使用麦坎恩救生钟成功营救出Squalus号潜艇上幸存的33名艇员，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集体救援技术的有效性。但是，救生钟存在缺乏动力系统，亦不能调整对接角度等不足，已为大多数国家弃用，目前仅有美国和土耳其等少数国家海军仍然保留这一技术。

图4.漂浮逃生舱（左）和麦坎恩救生钟（右）

   20世纪60年代，在发生多起潜艇事故后，美国海军的救援理念发生转变，更加强调集体救援。遂于1970年列装具有自主航行和潜艇对接能力的深潜救生艇（DSRV，图5上左）。DSRV可搭载于运输机、船舶或潜艇实现快速部署。英国开发出LR5深潜救生艇，与DSRV不同的是，LR5需要工作母船支持。2000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库尔斯克号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潜艇救援技术向模块化、高压转运和快速部署方向发展。2008年，DSRV和LR5均已达到使用年限，相继被新型潜艇救援加压系统（SRDRS）和北约潜艇救援服务系统（NSRS）替代。英国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升级，研发出LR7深潜救生艇及可实现快速部署的第三代DSRV救援系统，现已获得多国采购合同。

图5.深潜救生艇及对接示意图

全球援潜救生合作

   尽管自二战以后，除英阿马岛之战外世界上没有发生大规模海上战争，但是海面下暗流涌动，各国潜艇在水下竞逐游弋，潜艇事故在和平时期并不少见。失事潜艇救援仍然是各国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每一次重大潜艇事故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拥有潜艇的主要军事大国均重视援潜救生能力建设，各国普遍设立专业援潜救生部队，配备援潜救生船，为潜艇保驾护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不必说，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纷纷组建自己的救援力量。澳大利亚、韩国和新加坡分别采购了英国的LR5、DSAR-5和DSAR-6等第一、第二代救援系统，韩国大宇公司正在建造国产救生装备。位居南亚的印度也不甘落后，于2016年向英国定购了两套第三代潜艇救援系统，现已经交付印度海军。

   当前，援潜救生正朝着军民融合和国际合作的方向发展。

   首先，大部分潜艇救援装备具有军民两用特性。为提高装备使用效率，保持救援技术能力，节省维护支出，英国平时将援救装备交予公司运营管理，需要时进行紧急调用。

   其次，潜艇救援行动时间紧迫，失事艇内环境条件随时间流逝持续恶化而危及艇员生存。救援行动必须争分夺秒，通常一国的救援力量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加之潜艇事故救援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因此，开展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在环太平洋军演、中俄联演、美俄联演等演习中，援潜救生均是重要的演习科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及其他地区盟友建立了全球救援体系，北约多国海军经常组织援潜救生演练，比如早期的Sobert Royal和现在的BOLD MONARCH，以检验装备性能和救援组织能力。2000年以后，由40多个国家成立了国际潜艇救援联络组织（ISMERLO），旨在加强潜艇救援合作。2005年，俄罗斯政府在AS28 Priz号潜艇救援行动中接受了国际援助，英国用运输机将UKSRS系统从格拉斯哥运抵堪察加半岛，成功地将7名艇员救出，向世人展示了飞行救援系统的优势，凸显出在援潜救生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