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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制度源于法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选举制度在法国乃至欧洲得以推广。这一时期,欧洲进入了历史大重组时代,其社会和政治运动被称为第一波民主化(亨廷顿语)。在这股浪潮中,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或争取扩大选举权。由于当时的欧洲国家规模超过了古代雅典城邦,因此,雅典的决策机制500人议事会向代议制过渡,代议制民主因此得到逐渐推广。
代议制民主的特点是由公民以选举形式选出立法机关的成员,并代表其在议会中行使权力(称为代议)。除了在选举中外,选民和被选者并无约束关系,即被选者在议会中的行为未必真正反映选民的意愿,但其表现却直接影响下次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取向。
由此看来,代议制民主时代,选民对于候选人而言无疑是大客户,而候选人俨然成为了“大客户经理”,需使出浑身解数赢得客户信任和青睐。不同于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在法国,选举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客户至上得以充分体现。可以说,每位选民的意愿都直接决定了候选人的命运。以菲永在中右翼政党党内初选的胜利为例,其获胜得益于以下四类选民的“垂青”。
第一类、铁杆选民。此类选民如铁杆球迷一般,特征体现为:对所支持的候选人全力拥护、不离不弃、宽容度高、易变度低、充满激情,因此成为了投票主力和先锋,保证了选举的基本盘。首先,菲永在中右翼选民中不乏一批坚定支持者;其次,菲永在在中右翼党内部的号召力不容小觑,几乎有一半党员是菲永的拥趸,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从情理上“爱屋及乌”;再者,华人团体中聚集了一批菲永的“粉丝”和拥护者。巴黎AUBERVILLIER市华人议员、菲永支持委员会负责人田玲女士领衔的华人团体自菲永宣布竞选起便不遗余力地通过自身网络和影响力来积极塑造影响选民对于菲永的再认识。
第二类、摇摆选民。这是菲永竞选团队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塑造影响的一批群体,因此在其能力范围内要尽可能争取。他打的是“差异化”这张牌。同朱佩的“恃才傲物”以及政策的稳重温和相比,菲永更为亲民、更接地气,且其政策更具感召力和煽动性;而萨科齐虽与菲永政见一致,但硬伤不少,。通过竞争,菲永在摇摆选民心中留下积极的影响。再加上竞选团队经理斯特凡尼尼在竞选技巧上的“点石成金”,摇摆选民最终在菲永这边实现“停摆”。
第三类、反对选民。此类选民多为左派选民,原本不会考虑菲永,但在大环境或政党利益驱使下会发生“变异”。第一类,选民因为不满执政党的政绩而转投敌营;第二类,反对选民为了防止中右翼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过于强大而“破坏性”支持另一位较弱的候选人“黑马”胜出,从而增加该候选人在总统选举次轮被反对选民所真正支持的左派候选人击败的可能性。此次中右翼政党选举实行“开放式选举”,左派选民只要交2欧元、并签署一份认同中右翼价值观的声明就可参加投票,其中不乏一些传统左翼选民“假支持、真反对”的策略;
第四类、逆反选民。此类选民呈现为不稳定型、不可控型、不可预知型。在法国,鉴于左右翼虽轮流执政,经济始终没有好转;而极右翼在自己执政的省内也没有搞好经济,选民对于政治家的许诺早已丧失信任感。因此,选民对于候选人的态度往往不再是理性审视,而是“破罐子破摔”式地情绪化处理。
选民是靠媒体报道判断候选人的。由于竞选信息的不对称性,选民得到的信息永远都是组织精选的政党们有选择地透露出来的。选民并不知道内幕,只能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判断。不过,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选民如今呈现逆向选择心理,其逻辑是:主流媒体越支持谁,我越不投谁。逆反选民就是这类群体。这层选举逻辑在美国大选中得到了印证,也能部分说明菲永在初选中的获胜。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左右党派都呼吁支持菲永时,逆反选民是否会转投勒庞?这是菲永需要在总统大选次轮中所多加注意和防范的。
民主派把自由选举当作民众正确选择的唯一基础,但该理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即选民是理性动物。理想情况是:选民能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好恶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但事实上,现代民主选举经常是非理性行为,许多选民在投票的一瞬间往往体现出非理智倾向的“动物性”。这很好地解释了选民在最近几次法国总统两轮制选举中呈现出的“第一轮发泄,第二轮反对”心理。比如,2002年总统大选首轮中选民将票投给勒庞并非因为认同勒庞主张,而是为了抗议传统左右翼政党候选人的缺乏新意。近日,法国Ifop市场调查公司为《星期日报》所作民调显示,55%受访者认为菲永将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只有28%的选民希望菲永成为未来领导人。菲永看似局面大好,但变数不少,如何正面积极调动选民的“动物性”为己所用,同时规避逆反选民不利于自己的非理性行为,是菲永需要重视的。目前,没有一个民意调查可以显示出选民的非理性达到了什么程度,什么动机促使选民进行非理性投票。如何防止在最终投票日产生大面积、大规模的非理性投票现象产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