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正不断增生和变异，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型提出了新的安全需求，即维护其基本生存环境和组成单元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其次是传统国家间体系的地位相对衰落导致的旧安全需求的变异，特别体现在权势转移的崭新内涵和战争与军队功能的转变上；最后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的既有增生、又有变异的安全需求，重点表现为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和人类安全的凸显。当然，这一发展不过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的一部分，其未来发展也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

        当代全球安全需求的新发展，与当前人类国际生活的体系性变革息息相关。一方面，人类国际生活正日益超越传统的主权国家间体系，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正日益积极地卷入到国际生活中，其相互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全球性体系。这一全球性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全人类的命运正日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内部，由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以及各种安全复合体的日益发展，主权国家体系自身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和调整。这两个齐头并进、相互交织的趋势总体上体现为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规范的重组。而这一进程在全球安全领域的表现，既包括新安全需求的增生——正快速发展的全球体系本身的安全需求，又有旧安全需求的变异——传统国家间体系的安全需求的转变，还有安全需求增生与变异的复杂交织——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化。但应看到的是，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其未来发展仍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
一、全球体系的安全需求增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日益积极和全面地参与到国际生活中，一个全球体系已初具雏形。尽管对如何界定这一全球体系本身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对该体系的主要特征却存在着共识：不同于当前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权国家间体系，全球体系更多涉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它是一个规模和频度上都远超过主权国家间体系的“普世性互动网络”。[1]这个全球体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要求全人类采取集体行动维持其稳定，不仅要避免人类自身行为导致的体系性不稳定，还要集体性地合作以对抗非人类行为导致的体系性动荡，避免全球体系的系统性崩溃。对于全球体系而言，保证其所依赖的两个基本要素——操作空间（地球）和基本单元（人）——的生存，是体系最基本的安全需求。
        就全球体系生存的基本操作空间、即地球的生存而言，目前最大的威胁是全球生态危机。换句话说，确保全球体系生存环境的新增生的安全需求是应对当前处于集中爆发阶段的全球生态危机，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能危及人类及全球体系基本生存的自然灾难或生态危机不断爆发，如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和核辐射泄漏等。尽管对于其根源、特别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仍存在重大争议，但非常明显的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人类和全球体系的持续生存会带来重大威胁，如切尔诺贝利与日本核电站辐射等都至少使得周围不小范围在相当长时间内变得不再适宜人类活动。当然，全球生态危机的表现形式并非始终如此的大规模和极具破坏性，其更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影响或许更为深远、破坏性或许更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最早出现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当时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国际社会对此类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逐渐被认为是对整个人类生活，即全球体系的根本性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在2007年4月17日历史上第一次有关气候变化及其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会议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到整个星球的和平与安全的。”[2]用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主持人、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的话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陷于面临崩溃的境地。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3]
        全球生态危机不仅对全球体系的基本操作空间的持续生存带来根本性威胁，也对传统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可能危及一国生存，如海平面上涨可能导致一些海岛国家的消失；也可能危及一国政府的延续或更替。其次，它既可能动摇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的合法管辖权，如2005年卡特丽娜飓风引发的无政府状态；[4]也可能对一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如美国在2004年印尼海啸中的迟缓反应曾引起人们强烈不满。最后，它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这既可能导致所在国的政府合法性的削弱，还可能引发他国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5]
        就全球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即人的生存而言，随着SARS、禽流感、H1N1甲型流感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集中滥发，国际公共卫生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它表明，国际公共卫生挑战可能实现连世界大战也难以实现的大规模消灭全球体系基本组成单元、即人的目标。世界大战尚且有获胜的一方，国际公共卫生挑战却可能消灭全人类。例如，联合国在2000年提出千年发展目标时就几种专门的疾病指出，仅2000年就有大约300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36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截至2000年底，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灾难夺去了近2200万人的性命。与此同时每年有800万人感染活性肺结核，约200万人死亡。每年都有100万人死于疟疾，这个数字在过去20年中持续上升。[6]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传染病造成的疾病、残疾和死亡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正在出现新的疾病，例如禽流感和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使控制流行病的需求更加紧迫。”[7]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的疾病正不断出现，并威胁着人类的基本生存，而这又对全球体系的生存构成了重大威胁。由于疾病种类众多且不断滋生，对每一种疾病引发的新安全需求的讨论较为缺乏，因此这里仅以艾滋病的威胁论证为例。尽管被发现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艾滋病日益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危机”，[8]美国政府更是于1999年历史上第一次将艾滋病称列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清单，联合国安理会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次会议便专门讨论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认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所造成的最大破坏和生命损失确实威胁到我们的安全。”[9]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艾滋病的第1308号决议，艾滋病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它可能对国家外部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军队面对艾滋病时相对脆弱；它可能对国际国内稳定构成威胁，它“正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威胁着政治稳定”；[10]它还会对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造成影响；它可能会强化一些地区原本存在的冲突，也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冲突。
        在纯粹的全球生态危机和国际公共卫生挑战之外，环境与人口的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进而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另一新安全需要，即采取综合性方法应对地球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环境因素，包括人口增长是政治暴力中日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对环境与政治暴力做出最为全面论述的“多伦多学派”（Toronto School），在往往由人口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与各种内战和国际冲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诸如气候变化、臭氧层消失、农业耕地和森林面积减少，以及渔业资源和淡水供应下降等都可能导致财富生产、地方制度结构变化、人口转移和农业弃耕等问题，最终演变为各种暴力冲突。[11]又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新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威胁，这改变了全球必须考虑保护脆弱群体的方式。[12]
二、国家间体系的安全需求变异
        随着全球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发展，原本占据国际生活核心位置的国家间体系重要性开始下降。其逻辑后果必然是，先前国家间体系的安全需求现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尽管权势转移仍相当重要，但国家间权势竞争的重点却在变化；尽管暴力使用很大程度上仍是主权国家的特权，但战争和军队的功能却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国家间体系地位下降导致的第一个安全需求变异是对国际权势的关注重点的变化。与全球体系日益发展导致的权势从主权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进程同步的是，在国家间体系内部也正发生着另一场大规模的权势转移，即从美英等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群体的转移。这两个平行的权势转移导致了对国际权势的聚焦点转变。
        一方面，权力的内部细分日益深入，国家间权力竞争日益关注权力中人的要素。根据汉斯·摩根索的界定，国家权力包括三类、共九个要素：物的要素，包括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人的要素，包括人口、民族性格、国家道义、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等；人与物结合的要素：工业能力和军事能力。[13]随着对权力细分的深化，国家间的竞争重点也在逐渐转向更强调权力中人的要素的竞争。这一安全需求变异在理论上的体现是约瑟夫·奈所倡导的软实力概念的普及，因为它更强调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的吸引力。[14]在现实政策中的体现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塑造正日益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国家形象管理战略。
        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并关键性地削弱了土地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技术革新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当前和未来的诸多最为重要的问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谁占有一块领土，而更取决于它如何利用这一领土。现在，国家间硬实力的竞争更多集中到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保证上。这既包括确保安全的资源来源，也包括资源安全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并关键性地削弱了土地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15]技术革新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当前和未来的诸多最为重要的问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谁占有一块领土，而更取决于它如何利用这一领土。[16]现在，国家间硬实力的竞争更多集中到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保证上。这既包括确保安全的资源来源，也包括资源安全运送的国际通道，还包括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主导权等。
        在很多情况下，硬实力内部重点的变化与软硬实力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国对重要资源的获得或丧失，对特定国际通道的影响力上升或下降，都会导致其软实力的相应波动。
        国家间体系地位相对下降的另一安全需求变异体现为战争与军队的使命转变。传统上，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战争和军队历来是国际安全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解决方法。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和“9·11”事件的发生，国际安全的挑战日益多样化，可能的国际冲突类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战争和军队的功能逐渐从更为传统的保家卫国，转变为救灾、人道主义求助、维持和平等非传统使命。
        导致战争与军队功能这一演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全球和地区性的安全复合体正日益形成，导致任何一场冲突——国际的和国内的——都可能产生跨国界、甚至是全球性的影响，如同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的国内动荡所证明的。自下而上地看，安全复合体被认为“来自于单个国家间的互动”；而自上而下地看，它们“是通过（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地理学的互动而产生的。”[17]其次，尽管冲突正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影响国际化，但传统上作为寻求生存必需手段的战争和军队，却向着维护生存质量型的方向发展。由于巨大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革，使得建立“人统治自然的帝国”（the empire of man over nature）取代“人统治人的帝国”（the empire of man over man）成为可能，[18]进而战争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为了寻求生存资源。这样，其使命必然转身维护自身生存质量不致遭受可能导致严重下降的打击、或出于对全人类生存质量的某种最低标准的关切，[19]与可能导致这种威胁的另一国（国家集团）展开了一种新型的战争——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第三，二战结束后的大量事态发展促成了战争作为国家利益工具的价值不断衰减，如军事技术发展导致的战争成本上升，武器更有利于防御而非进攻，军事技术扩散速度的加快，情报技术发展使战争误判可能性下降，以及核武器的威慑性作用等。[20]这样，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呼吁传统性的解决方法相适应，战争和军队的功能都发生着重大转变，如救灾、海外维和、海外利益保护等在军队的任务中比重日益增加。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核技术的功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冷战时期，对核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的追求曾经令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国际体系高度紧张。冷战结束后，人们曾一度预言将出现“第二个核时代”，并以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的核试验作为证据。但很显然的是，追求核武器的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如同预言般快速增加；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随着气候变化挑战和能源危机的凸显，对核技术的渴望正在上升。因此，尽管尚不能说追求核电技术的国家永远不会利用其来发展核武器，但核技术的功能或服务对象似乎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三、行为体多元化的安全需求增生与变异
        全球体系迅速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是国际行为体的日益多元化，而这又必然导致先前行为体较为单一时相对简单的行为体关系日益复杂化。当然，全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参与国际生活的行为体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化。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化，既催生了诸多新的安全需求，也使一些旧的安全需求发生变异，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和人类安全观的推广上。
        国际合法性历来是全球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哪些行为体可成为体系合法成员的根本性问题。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主权国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国际生活中唯一合法行为体。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关系复杂化首先导致主权国家自身的合法性需求变异，从先前强调国际承认发展为强调国内治理。理论上，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有两个方向：一是外部合法性来源，即对排他性领土管辖的外部承认；一是内部合法性来源，即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及其决定自身政治地位、政府体制的内部承认。对主权合法性规范的国家间理解随着时间而不断演进的，但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都是外部国际承认。尽管自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合法的政治控制被认为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共同同意这一大众原则，但这却不安地依赖于对“人民”的不断变化的解释：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主权的界定或者强调国家中心主义，或者强调民族中心主义。[21]直到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国内治理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发展成为“在国际层次上用来衡量国家行为、并相应地合法化或非法化其内部制度的普遍标准”。[22]自冷战结束以来，民主的基本原则似乎已经迈上了将自身确立为诸如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组织的全球标准的道路。[23]主权国家合法性来源的变化，既导致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特别是联合国的职责更多地转向促进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又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形象的国际重要性。
        很显然，国家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及非国家行为体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主权国家先前对国际行为体的合法性地位的垄断性授予权被逐渐削弱甚至可能终结。传统上，国际法律原则视国家为国际体系的核心行为体，进而只有国家同意才会赋予非国家行为体以国际法主体的资格。结果是，正是国家导致了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合法存在。它或者予以明确的认可，或者通过国际法律规则赋予这些实体某些功能而予以默认。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组织日益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各种国际组织开始向广大非政府组织开放，授予后者某种国际法律人格。这具体体现为《联合国宪章》第71条，即经社理事会可“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这往往被视作授予国际非政府组织某种国际法律人格。据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 (XIIV)号决议及其附件，即“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商办法”，赋予某些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和观察员身份。[24]这一决议成为联合国处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更为正式的法律基础。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合法性来源变化有着重大的安全后果：一方面，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的单向依赖削弱，国家安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非国家行为体而实现。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正日益通过牺牲国家安全来实现自身的安全和合法性。
        如前所述，人的生存与安全是全球体系的根本关切之一。而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及其关系复杂化的一个明显体系便是人的安全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特别是相对于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而言，这便是人类安全概念的日益普及。冷战结束后，因美苏对抗消失而释放的诸多地区冲突、国内民族矛盾以及全球化导致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显现，暴露了传统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方法与时代的严重脱节，迫切需要对安全观念与安全研究进行重新定位。[25]由于冷战结束后核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人类为核武器毁灭的威胁很大程度已然消除，安全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家和军事转向了人类领域——包括个人的生命与尊严，[26]进而催生了“人类安全”观的产生。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人类安全的概念，表达了这一对个人生命与尊严的关切。“人类安全并不关注武器——它是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关切……人类安全以人为本。”[27]
        他们认为，对个人的物理保护是人类安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一理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及其他报告的观念相一致。免于恐惧他们认为，对个人的物理保护是人类安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一理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及其他报告的观念相一致。免于恐惧派，也称“加拿大学派”，则视人类安全为保护个人免受暴力威胁，如内战、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免于恐惧派的核心观念是，对个人的保护同对国家主权的保护一样重要。[29]这暗示着，公民权利应当相对于暴力冲突而言加以保护，正如同战时对国家的保护一样。这样，人类安全被当作是冲突预防或管理手段，其核心目标是保护个人的物理安全。免于恐惧派强调有关的国际手段的谈判，如轻小武器，1997年《禁止使用、存储、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又称渥太华条约），国际刑事法庭（ICC），2001年由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所倡导的“保护的责任”（R2P），等。
        人类安全观的提出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及其关系复杂化所导致的安全需求复杂局面：它是对任何地方的所有个人的普泛关注；安全的各个组成要素相互依赖；它可通过早期预防而得到更好的实现；它将安全的参照目标从国家转向个人或人民。[30]
结束语
        人类迄今的历史发展表明，国际生活正日益将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行为体卷入其中，进而导致了全球安全需求的不断增生和变异。就此而言，全球安全需求的增生与变异，不过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的重大进程的一部分而已。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得出三个暂时性的结论。首先，新旧体系转换及其内部要素的互动始终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重大主题之一，因此全球安全的需求增生与变异仍将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演变，直到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规范的重组逐渐稳定下来。其次，尽管安全概念正不断泛化，但同时相伴的安全化操作的普及却表明，目前的新旧体系竞争很大程度上尚未达到新旧体系更替的地步，传统安全思维仍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当前全球安全需求的增生与变异内部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人类安全观中的免于匮乏派与免于恐惧派的竞争，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政府间组织对国际行为体的合法性授予权的争夺等，因此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的未来发展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新旧体系的竞争会持续多长时间？最后的胜者将是目前的主要竞争者，还是会出现新兴的竞争者？未来的全球安全治理将向何种方向发展？等等 * 本文是杨洁勉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8&ZD054）的中期成果。感谢杨洁勉、俞正樑、陈东晓、张忠祥等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文献来源：《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