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形势
拉脱维亚于1月1日正式加入欧元区，成为第18个欧元区成员国。2014年欧元区经济出现了前高后低的走势，出现了失业率高、消费者信心低迷的特征。第一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增长0.2%，虽然欧元区7月工业反弹强劲，创下了本年的高位，但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元区第二季度出现停滞增长为零，第三季度虽开局有所改善，但整体增长数据也仅为0.2%。
欧元区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初值53.9，达到2011年5月以来最高，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1.9，是四个月以来的最高值，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3.2，但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8月份的50.7降至9月的50.3，创下14个月以来新低。欧元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化升幅为0.3%，创2009年来最低，甚至低于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的五分之一，连续13个月处于较低水平，欧元区通缩风险正在加剧。
从成员国来看，乌克兰危机与欧元区疲软也伤及了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拉低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今年一季度德国内需强劲，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速达到0.8%，但由于气候性因素以及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虽7月实现大额贸易盈余，但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这是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3年年初以来的首次下降。一系列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8月份工业产出减少4%，8月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1.4，位于11个月以来的低位，9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创17个月新低。虽然德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1.8，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4.3，均好于前值及预期，但对德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心比较突出。
法国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法国1月制造业PMI初值48.8，服务业PMI初值48.6，均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6.9，是15个月以来的新低，第一季度法国经济零增长，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0.2%，第三季度增长了0.3%，法国已无法实现年度1%的增长目标。意大利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收缩了0.2%，第三季度环比下降了0.1%。爱尔兰、西班牙的经济虽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葡萄牙和西班牙第二季度均增长0.6%，荷兰经济也实现了0.5%的增长。希腊、奥地利的工业增长势头则有所萎缩。
二、欧元区应对经济衰退措施
德国坚持整固财政和结构改革的欧债救助原则，实施财政紧缩的政策，德国本年度实现了收支平衡。各国之间围绕坚持财政整固原则和刺激型增长政策展开了漫长的辩论。在德国政策的影响下，各重债国被迫平衡预算和经常账户，法国也被要求加大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法国提出的减赤500亿以换取德国扩大投资500亿的建议则遭到德国拒绝。经过协商，德法约定在12月1日前共同出台一份扩大投资和增强竞争力的方案。
欧元区也已部分完成关于建立银行业联盟的谈判。2014年04月15日，一系列提高银行安全性和金融市场透明度的重大改革措施获得了通过，并约定建立共同的银行清算体系，建立一个总额度达550亿欧元的清算基金。欧洲央行作为银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对欧元区的银行实施监督，在必要时对欧元区银行实施清盘。
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在过去12个月的CPI指数创下记录低位。为降低欧元区的通缩风险，欧洲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刺激企业和个人进行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发展，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
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推出其第四轮大规模的救市刺激与经济稳定计划，欧洲央行将存款利率由0降至-0.1%，基准再融资利率由0.25%下调至0.15%，边际贷款利率大幅下调了35个基点至0.4%。该举动让欧洲央行成为首个引入负利率的主要央行。
欧洲央行推出了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9月4日，欧洲央行将利率下调至创纪录低点，基准主要再融资利率从0.15%下调至0.05%，存款利率由-0.1%下调至-0.2%，并承诺购买数千亿欧元规模的私人部门债券，不再对之前的国债购买行动进行冲销，实施首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欧洲央行从10月起开始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实施第三轮担保债权购买计划，并于12月起展开新一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三、欧元区经济前景面临诸多难题
欧洲央行的发力让欧元区的投机性危机暂退，如何面对欧元区的治理困境和经济困局是欧元区政府的重要责任。虽然欧元区就改革问题进行了多方的讨论，也引入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但欧元区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结构性改革成效不大。虽然重债国引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但改革的效果实现尚需时日，而且深层次的改革难以推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改革的实际效果。同时经济疲软、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等因素也制约了改革的继续推进和效果。
其次，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效果有限。欧元区主权债券的收益率已大幅下降，再加上欧洲的主要融资依靠银行来实施，金融市场的效用低于美国市场，而且债券收益仅占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小部分，因而对美国有效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欧洲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再次，政府增长激励性措施匮乏。仅仅依靠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解决欧元区的增长性问题，投资不足、制造业低迷、需求疲软和失业率偏高等问题持续困扰欧元区，再加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欧元区需要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等促增长型投资政策的拉动。
最后，经济不平衡引发的欧元区治理困境随着欧债救助的深化而得以凸显。欧债危局暂缓，成员国争论的焦点从应急性政策中的救助成本分担转变为欧元区集体政策的制定标准。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以及周期不尽相同，欧元区无法兼顾地制定出满足各类需求的政策。欧洲央行根据各国通货膨胀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依据，必须在德国恐通胀与重债国促增长的需求之间做出政策选择。欧元区很难有效协调各个主权成员国各自市场系统，无法解决个体理性加总为集体非理性的问题，对欧元区共同经济政策的争论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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