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欧债危机及欧洲一体化前景

当经济学理论遭遇现实

        货币的一体化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对国家这一重要的政治变量，经济学家觉得无需多加考虑，而这恰恰给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出错埋下了伏笔。  

        所谓的欧债危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不是欧盟的债务危机，而是欧元区内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与欧元紧密相关的危机。而欧元的诞生和欧元区的形成，则是建立在一些被人称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座的各位也许都知道，西方有一位大牌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被誉为“欧元之父”。 1999年，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在那一年，我在《读书》上发表一篇小文章《经济学的悲哀？ 》，不过文章不是针对蒙代尔的，而是针对1997年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莫顿和迈伦•斯科尔斯的。正是由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创建的号称 “科学理财”、“只赢不亏”，且在西方金融界影响巨大的美国长期基金管理公司，在1998年下半年出现巨额亏损，其资产值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跌了九成，濒临破产。以致只能在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干预下，由该公司的贷款者、投资者和交易伙伴等几家国际大银行和金融公司对之进行非正式的破产重组，才避免了类似十年之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事件颇引人深思，其中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经济学是否出了问题？恰巧当时我正在阅读小阿尔弗雷德•马拉博的著作《迷惘的预言家》，其中也谈到了经济学的类似问题，因此就提出了诸如“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怎么了？ ”“经济学还管用吗？ ”等疑问。

        实际上早在1993年，马拉博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的预言，实际上是迷惘的，经济学的研究，也许会令人感到震惊，经济学所建立的这一系列的模型，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还是垃圾。从当年莫顿和斯科尔斯的实例来看，马拉博的“垃圾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莫顿和斯科尔斯通过建立一系列数据、方程和模型，建立起他们计算金融衍生商品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且最终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委员们确信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而颁予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做具体操作的时候，却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看1999年蒙代尔的获奖。蒙代尔是因为他在1961年所创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根据这一经济学理论，当劳动力、资本、货物、服务等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国家）之间能够自由流动，而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国家）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而这样的区域内的各国就可以分享单一的货币。建立这样的单一货币区的好处在于：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或单一货币，减少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货币一体化能促进区域内的经济政策一体化。蒙代尔的这一经济学理论后来得到了麦金农、肯南和英格拉姆等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学最优货币区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形成，是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不开的，蒙代尔被称为“欧元之父”也实至名归。1989年，当时的欧洲共同体通过了《单一欧洲法令》，该法令强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建立四大自由（人员、资本、货物、服务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并且在冷战终结后的1992年初确立了这样的内部统一大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便顺理成章地提到欧洲一体化的议程上来，欧元最终在1999年1月1日诞生，2002年1月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当年7月，加入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的本国货币退出流通，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在欧元区全面流通。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的推演，欧元的产生必然促使欧元区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加透明、资本流通更加快速、交易成本更加下降、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确定，从而使得整个欧元区更富有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欧元的产生，欧洲一体化就能像最优货币区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更加深入地发展，并且能促使欧洲联盟加速向超国家或欧洲联邦的方向发展，使之成为全球化世界中力量强大的一极。同时，欧元还可以进一步与美元争锋，成为可以和美元平起平坐的强势货币。

        虽然，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即如果完全从市场发展的角度出发，蒙代尔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没有任何问题——实行货币一体化最有利于要素能跨国自由流动的区域。但是，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恰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来作决定的，由此，这样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便难免会在现实中遭遇矛盾。众所周知，货币的一体化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也就是说，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形成乃至发展并不完全依赖市场规律的作用，而是政治因素，也就是国家 （决定加入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在起主要的作用。对国家这一重要的政治变量，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蒙代尔觉得无需多加考虑，并且认为即便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也就是即便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只要各国的生产要素能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该区域内的各国就可以实行货币一体化和单一的货币。后来不断完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特别关注国家和统一的政府这样的政治因素在建立统一货币过程的作用，这就给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出错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中实行统一的货币，除了有国家的作用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把社会文化因素剔除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模型之外，也很容易使得这样的理论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出问题。

欧债危机缘何升级

        欧元区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财政政策是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因此一旦欧元区内某个国家出现财政困难，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欧元区的最大软肋。    

        在欧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这一变量始终在发生着作用与影响。早在欧元产生之前，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欧盟专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的标准，并且在1997年通过了《稳定和增长公约》作为欧元的“配套工程”。根据这一公约，想要加入欧元的欧盟成员国，必须做到国内的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否则，尚未加入欧元区的申请国就不会被批准加入。而对已经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国家，一旦违反这两条最为基本的规定，则会遭受不轻的经济惩罚。然而，由于欧盟成员国依然拥有主权，因此为了加入欧元区往往借助主权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所作的规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高盛公司的操作，做出假账来表示希腊完全符合加入欧元的标准。不仅如此，当时欧元区国家为了借助欧元区的扩大而不断地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希腊加入，由此而落下欧债危机的祸根。

        然而，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元的整个制度设计也存在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因为欧元产生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权力全部上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但是财政政策权力却依然还在每个成员国的手里。于是欧元区成员国在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时候，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但是财政手段却依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或许有人会认为，首先主动运用手中的财政政策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超限度提高本国财政赤字的欧元区成员国，应该是希腊等目前闹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但事实上最早违背公约相关条款的却是德国和法国！早在2002、2003年，德国和法国为了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将本国的财政赤字扩大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并且使用各种方式避免了惩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欧元区内的强国、大国尚且如此，地处南欧的欧元区国家希腊、葡萄牙，以及急需加速发展的爱尔兰等于是也都纷纷效法。虽然德国等北部欧洲的成员国在2004年之后将财政赤字的百分比降到了标准之内，但是希腊等南部欧洲的成员国则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地提高财政赤字，以致积重难返、债台高筑，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更重要的是，由于欧元区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财政政策是成员国各自为政的，不具备转移支付功能，因此一旦欧元区内某个国家出现财政困难，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出钱者是别的国家，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试想一下，要让一个主权国家主动掏钱去救助另一个主权国家会有多困难，其实这也就是欧元区的最大软肋——在没有单一政府的前提下实行单一的货币。要知道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整个欧盟的2%，即便其公共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其总量也还算不上天文数字，同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德国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财力来救助。但是在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2009年，德国就是不及时伸出援手，以致错失了最佳的救助时机而酿成了更广范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此外，社会、文化等因素也在欧元区产生影响。不久前，我在欧盟成员国之一、却在欧元区之外的北欧国家瑞典访问。瑞典学者告诉我，实际上不论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上看，瑞典更有资格加入欧元区，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瑞典是绝对不会加入欧元区的；而希腊等南欧国家倒是不应该加入欧元区的，因为不仅这些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加入欧元区的要求，而且从文化层面来说他们在习惯上比较随性，不太容易遵守财政纪律。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过其中所说的文化差异对欧元区发展的影响还是给人启发的。只是像蒙代尔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会在建立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模型时，将这一切作为重要的因素予以考量的。

        正是因为根据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而设计产生的欧元和欧元区具有上述种种缺陷，所以欧债危机其实迟早是要发生的，而危机在2009年爆发则又是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欧洲各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关联。希腊以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所谓的 “欧猪”国家 （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 Ireland、希腊 Greece、西班牙Spain四国英文首字母正好拼成英文PIGS），因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而经济出现负增长，加之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缺乏约束、财政赤字高企、福利开支超前、税收能力脆弱，公共债务由此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于是，2009年12月，在希腊政府公布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后，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猪四国”的偿还国债能力遭到普遍怀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此后，欧债危机从 2010年至 2011年持续发酵，直至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欧猪四国”由此而成为“欧猪五国”（PIIGS）。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欧洲一体化向何处去

        尽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确实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要想产生类似大国那样的影响还是不现实的。    

        欧债危机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这场危机对整个欧盟最为重要的影响，我认为是它揭示出了欧洲联盟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本来面目。过去我们常说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欧盟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这也就是说，欧盟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新型行为体，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个与大国一样的超级国家或超国家，而欧洲相当部分学者和政治家则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不断促使欧盟成为一个欧洲联邦或者至少是欧洲邦联。但是这次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欧盟、欧元区集团、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则充分体现出如此看待欧盟似乎还为时过早。早在2007年，我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欧盟不是一个大国，其主要的成员国如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意大利倒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从当年《罗马条约》签订开始，欧盟就一直是一个区域国际政府间组织，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阿盟、非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等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其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有向超国家或联邦发展的意愿，因此欧盟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非国家行为体。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当下，欧盟不能被看作类似大国那样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极”，更不能被视为一个超国家或者一个联邦。迄今已经持续了近三年的欧债危机，则更为明显地揭示出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发展这一本质。

        有些学者认为，欧盟在应对本次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反应有些迟缓，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不断加深一体化的举措来应对危机，因此欧债危机会更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为应对目前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各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先是设立了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后又成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其资金规模高达7000亿欧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各成员国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磋商之后，终于在2012年3月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了《财政契约》，试图通过该契约重塑欧盟财政纪律，促使市场相信，欧盟和各签约国政府在竭力加强财政纪律和相互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从而在建立欧洲财政联盟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化的财政政策打下基础。

        然而，问题却在于，为应对本次欧债危机所出台的《财政契约》并不是一项欧盟条约，而是一项新的政府间条约，欧盟成员国英国和捷克为了本国的利益没有签署该条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财政契约》在促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却又在促退一体化，因为《财政契约》的如此出台明显造成了两种不同速度的欧洲一体化。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做法是开启了欧盟“多速发展”的大门。因为既然英国和捷克可以通过自身的国家权力不参与欧盟的财政政策一体化行动，那么为什么今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就不能在其他的领域中采取有异于一体化的行动？而一旦这样的行动次数不断上升，多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本次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所造成的影响，既有促进也有促退的作用。而这样的双重作用，其实也反映出欧洲一体化始终是一个过程。虽然相当部分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者和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都希望这样一个过程的终极目标是欧洲联邦或者超级国家，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这个终极目标不仅遥远，而且实际上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可能是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欧洲人似乎都有些像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始终在不断努力接近城堡，并且似乎在不断地向前走，或许哪一天通过某个契机觉得自己已经很接近城堡了（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欧元的诞生似乎就是这样的契机），但是忽然又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条真正通向城堡的道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生了欧债危机）。于是又去作新的努力，走新的道路，但是其结果如何则依然是在看得见的城堡之前找不到入门之道。

        因此，欧洲的一体化可能永远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欧盟确实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已经并将继续对现实的国际体系和国际事务产生影响。但是，欧盟却很难产生类似大国那样的影响，因为超国家或欧洲联邦的理想不仅当下没有实现，而且在看得见的未来也难以实现。直到今天，基辛格所提出的“如果我要给欧洲打电话，那我应该打给谁？ ”的问题似乎依然无解。  

文献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