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今天的欧债危机其实反映出了经济学的悲哀，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欧债危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不是欧盟的债务危机，而是欧元区内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与欧元紧密相关的危机，而欧元和欧元区的形成则是建立在一些很被人所称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今天欧元区出了问题自然比较易于让人感觉出经济学的某种悲哀。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经济学家莫顿和斯科尔斯共同获得。正是由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共同创建的号称科学理财只赢不亏，并且在西方金融界影响巨大的长期基金管理公司在1998年下半年出现巨额亏损，其资产值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跌了九成，濒临破产，以致只能在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的干预下，由该公司的贷款者，投资者和交易伙伴等几家国际大银行和金融公司对之进行非正式的破产重组，才避免了类似十年之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事件颇引人思考：经济学是否有些悲哀？更尖锐地说，经济学还管用吗？

        实际上早在20年代90年代初，《迷惘的预言家》的作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的预言，实际上是迷惘的，经济学的研究，也许会令人感到震惊，经济学所建立的这一系列的模型，输入的垃圾，输出的还是垃圾。从当年莫顿和斯科尔斯的实例来看，马拉博的“垃圾说”似乎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莫顿和斯科尔斯通过建立一系列数据，方程，模型，确立起他们的计算金融衍生商品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且最终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委员们确信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而颁于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做具体操作的时候却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显然很令人感到经济学的悲哀。现在我们再来看1999年蒙代尔的获奖。蒙代尔是因为他在1961年所创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al currency area, OCA）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根据这一经济学理论，当劳动力、资本、货物、服务等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国家）之间能够自由流动，而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不能流动时候，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国家）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而这样的区域内的各国就可以分享单一的货币。建立这样的单一货币区的好处在于：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或单一货币减少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货币一体化能促进区域内的经济政策一体化。蒙代尔的这一经济学理论后来得到了麦金农、肯南和、英格拉姆等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学最优货币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形成是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不开的，蒙代尔被称之为“欧元之父”名至实归。1989年当时的欧洲共同体通过了《统一欧洲法令》，该法令强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建立四大自由（人员、资本、货物、服务自由流动）的内部统一的大市场，并且在冷战终结后的1992年初确立起了这样的内部统一大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便顺理成章地提到欧洲一体化的议程上来，欧元最终在1999年形成，2002年在欧元区全面流通。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的推演，欧元的产生必然促使欧元区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加透明、资本流通更加快速、交易成本更加下降、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确定，从而使得整个欧元区更富有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欧元的产生欧洲一体化就能像最优货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能更加深入地发展,促使欧洲联盟加速向超国家或欧洲联邦的方向发展，使之成为全球化世界中力量强大的一极，而欧元则可以进一步与美元争锋，成为可以和美元平起平坐的强势货币。欧盟于是就可以发展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样。这样美妙的经济学理论，怎么可能会产生悲哀呢？

        然而，问题在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经济学理论依然还是有其悲哀之处。虽然，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如果完全从市场发展的角度出发，蒙代尔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没有任何问题——实行货币一体化最有利于要素能跨国自由流动的区域，但是，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恰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做决定的，由此，这样的纯粹经济学理论便会产生悲哀了。众所周知，货币的一体化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也就是说，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形成乃至发展并不完全依赖市场规律的作用，而是政治因素，也就是国家——决定加入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在起主要的作用。对国家这一重要的变量，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蒙代尔觉得无需多加考虑，后来不断完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非常关注国家在建立统一货币过程的作用，这就给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出错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中实行统一的货币除了有国家的作用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把社会文化因素剔除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模型之外，就很容易使得这样的理论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出错。

        在欧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的这一变量始终在发生着作用与影响。早在欧元产生之前，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欧盟专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的标准，并且在1997年通过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根据这一公约想要加入欧元的欧盟成员国必须做到国内的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否则，尚未加入的申请国家就不会被批准加入，而已经成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则会被经济惩罚。然而，由于欧盟成员国依然拥有主权，而且为了加入欧元可以借助主权违反这样的规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希腊，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高盛公司的操作，做出假账来表示希腊完全符合加入欧元的标准。不仅如此，当时欧元区国家为了借助欧元区的扩大而不断地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希腊加入，由此而落下欧债危机的祸根。

        然而，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欧元的整个制度设计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因为欧元产生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全部上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但是财政政策却依然还在每个成员国的手里。于是欧元区成员国在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时候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但是财政手段却依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或许我们会认为，首先主动运用手中的财政政策违反《稳定和增长公约》，超限度提高本国财政赤字的欧元区成员国应该是希腊等目前闹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但是，事实却是最早违背公约的却是德国和法国。早在2002、2003年德国和法国为了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将本国的财政赤字扩大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并且使用各种方式避免了惩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欧元区内的强国、大国德、法能如此干，地处南欧的欧元区国家希腊、葡萄牙、以及急需加速发展的爱尔兰等也都纷纷效法，以致最终积重难返，债台高筑，债务危机爆发。

        更有甚者，由于欧元区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财政是成员国各自为政的，不具备转移支付功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如果出现某个地区发生财政上的困难，比如我国前几年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发生强烈的地震，当地财政吃紧，国家立马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但是，在欧元区由于各国的财政各自为政，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因此一旦欧元区内某个国家出现财政困难，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出钱者是别的国家，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想象一下要让一个主权国家主动掏钱去救助另一个主权国家这会有多困难。其实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整个欧盟的2%，即便其公共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当时还没有这么高），其总量也还算不上一个天文数字，同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德国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财力来救助，但是在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2009年德国就是不及时伸出援手，以至于错失了最佳的救助时机而酿成了更大的欧债危机。究其原因就在于欧元区没有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功能，德国的选民不愿意自己的政府花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同在欧元区的希腊。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听出了一些经济学的悲哀味道？

        此外，社会、文化等也在欧元区产生影响。如果有机会去欧洲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欧洲的文化差异是如此之大，人们的生活习惯差异很大，欧洲南部的人们比如希腊人、西班牙人非常悠闲，热爱享受爱琴海的阳光，但是到了欧洲北部，比如德国、荷兰等，你就会发现那里的人们更为严肃、刻板，非常热爱工作。不久前我在欧盟成员国但是却在欧元区之外的北欧国家瑞典访问，瑞典学者告诉我，实际上不论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上看，瑞典更有资格加入欧元，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瑞典是绝对不会加入欧元区的；而希腊等南欧国家倒是不应该加入的，因为不仅这些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加入欧元区的要求，而且从文化层面来说他们在习惯上比较随性，不太容易遵守财政纪律。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说，不过其中所说的文化差异对欧元区发展的影响则还是很给人以启发的，而这一切像蒙代尔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会在建立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模型时予以考虑的。

        正是因为根据充满着漏洞的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而设计产生欧元和欧元区具有上述种种缺陷，所以欧债危机其实迟早是要发生的，而危机在2009年爆发则又是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欧洲各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关联。希腊以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所谓的“欧猪”国家（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四国英文首母正好拼成英文PIGS）因经济危机而经济出现负增长、加之长期以来财政政策缺乏约束、财政赤字高企、福利开支超前、税收能力又脆弱、公共债务大大超过了60%的水平。于是，2009年12月，在希腊政府公布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后，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猪四国”的偿还国债能力遭到普遍的怀疑，欧元区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此后，欧债危机从2010年至2011年持续发酵，直至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欧猪四国”由此而成为“欧猪五国”（PIIGS）。

        面对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对希腊，整个欧盟应当承担起拯救的责任，但是钱从哪里来，欧盟有这么多钱吗？欧盟当然没有，但是成员国有（比如德国就有），只是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设计的欧元，以及欧元区的货币体系没有说欧元区中的富国应该用自己的财政来救助财政出现问题的穷国。由此，救助希腊的最佳时机就在各成员国之间的扯皮，尤其是在德国坚持不出手的过程中很快就失去了。直到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终才确立了由“三驾马车”即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筹资救助希腊和其他“欧猪国家”的方案。并且拖到2010年5月才决定出资1100亿欧元解困希腊，同年11月和2011年5月分别出资850亿欧元救助爱尔兰，780亿欧元救助葡萄牙，并且在2012年3月到6月，经过几度起伏终于同意再度为希腊出资1300亿欧元进一步解困，但是条件是希腊必须实行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而这又造成了希腊的社会动荡，以至于2012年5月议会大选出现无法组织政府的局面，希腊是否会由此而退出欧元区成为欧元区、欧盟乃至全世界都为之惊心的头条国际新闻。

        欧债危机直到今天还在发展过程中。这场危机对整个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影响是欧债危机揭示出欧洲联盟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本来面目。过去我们常说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欧盟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也就是欧盟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新型行为体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个与大国一样的超级或超国家，而欧洲相当部分的学者和政治家则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不断地促使欧盟成为一个欧洲联邦或者至少是欧洲邦联。但是这次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欧盟、欧元区集团、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则充分体现出如此看待欧盟似乎还为时过早。其实早在2007年我个人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提名为：《欧盟：大国还是区域国际组织？》的小文章(《世界知识》2007年18期)，其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欧盟不是一个大国，其主要的成员国如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意大利倒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并且从５０年前《罗马条约》签订开始，欧盟就一直是一个区域国际政府间组织（Regional IGO）,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阿盟、非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等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其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有向超国家或联邦发展的意愿，因此欧盟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非国家行为体。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当下欧盟不能被看作类似大国那样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极”、一个超国家或者一个联邦。迄今已经持续了近三年的欧债危机则更为明显地揭示出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发展这一本质。

        有些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认为，欧盟在应对本次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反映有些迟缓，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不断加深一体化的举措来应对危机，因此欧债危机会更进一步促进欧盟成为当前国际体系中一极。比如为应对目前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各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先是设立了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后又成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其资金规模高达7000亿万欧元。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各成员国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磋商之后终于在2012年3月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了《财政契约》（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试图通过该契约重塑欧盟财政纪律，促使市场相信，欧盟和各签约国政府在竭力加强财政纪律和相互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从而在建立欧洲财政联盟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化的财政政策打下了基础。然而，问题却在于，为应对本次欧债危机所出台的《财政契约》并不是一项欧盟条约，而是一项新的政府间条约，欧盟成员国英国和捷克为了本国的利益没有签署该条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财政契约》在促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却又在促退一体化，因为《财政契约》的如此出台明显造成了两种不同速度的欧洲一体化。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做法是开启了欧盟“多速发展”的大门，因为，既然英国和捷克可以通过自身的国家权力不参与欧盟的财政政策一体化行动，那么为什么今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就不能在其他的领域中采取有异于一体化的行动？而一旦这样的行动次数不断上升，多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本次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所造成的影响既有促进也有促退的作用。而这样的双重作用其实也反映出欧洲一体化始终是一个过程，虽然相当部分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者和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都希望这样一个过程的终极目标是欧洲联邦或者超级国家，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这样的终极目标不仅遥远，而且实际上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可能是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欧洲人似乎都有些像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始终在不断地努力地接近城堡，并且似乎在不断地向前走，或许哪一天通过某个契机觉得自己已经很近了，比如说产生欧元了，但是忽然又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条真正通向城堡的道路，于是又去做新的努力，走新的道路，但是其结果如何则依然是在看得见的城堡之前找不到入门之道。因此欧洲的一体化可能永远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欧盟会对现实的国际体系产生影响，但是却很难产生类似大国那样的影响，因为直到今天基辛格所提出的“如果我要给欧洲打电话，那我应该打给谁？”的问题似乎依然无解。如果经济学的理论能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可能经济学就不再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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